■廖德全
儿时的红薯，根植于岁月深处，绝非三言两语可尽述。在粮食匮乏年代，草根树皮尚且当餐，红薯便成了果腹的主粮。我们那一代人，说是“吃红薯长大的”不一定完全对板，但那宝贝确实缺不得、离不开、忘不掉。如今，乡下亲戚偶尔会捎来一筐半袋，还沾着乡土气息，那便是熟识的味道，我向来欣然接纳，或自家慢慢独享，也会酌情分送些许给邻居亲友共尝。
红薯亦名“番薯”，听名字就知道是“异域来客”。长大后得知，它的故乡在南美洲一带，早在几千年前就被彼处先民驯化培育，因这种藤苗带薯的植物，易栽种、耐贫瘠、抗旱涝、产量高，其苗其薯均可食用，且易存易放，在生产力水平低下时代，便成了先民对抗饥馑赖以生存的宝物。一四九二年十月十二日，哥伦布的船队踏足美洲新大陆，这不起眼的块根被当作异域奇珍，呈献给西班牙女王。伴随殖民扩张的浪潮，番薯因极强的适应性与丰产特质，被陆续带往东南亚等地，只是彼时的西班牙人将其视作重要“战略物资”而严禁“出口”，要把这份上帝的馈赠也当作其殖民统治的筹码，牢牢掌控。
番薯传入中国，大抵在明朝万历年间。相传一五九三年，福建人陈振龙目睹家乡百姓饥馑之苦，决意将红薯引回故土，造福桑梓。陈振龙历经周折，将薯藤细细绞进缆绳，甘冒杀头之险混过层层关卡，辗转千里回到福建厦门，因源自域外，便被称作“番薯”。每每念及这段往事，再捧起一块温软香甜的红薯，便觉得这寻常吃食不仅藏着乡土清香，更载着先辈的胆识、智慧与乡情，不由得心生感慨，肃然起敬。
多少年过去了，红薯家族“薯丁兴旺”，有红皮的、白皮的、黄皮的，如今又添了红心的、紫肉的等等新品种，观感口感愈发丰富多彩。家乡的红薯，因栽种之地与方式不同，自有一番讲究与风味。种在坡地上的称作“坡薯”，身形利落周正，皮薄肉嫩，蒸煮片刻便香气四溢；间种在芋头地里的便是“芋地薯”，因土质不同且种植时间相对较长，个头更为粗壮饱满，薯味亦更为扎实醇厚。日子稍为宽裕的人家，会将采收的红薯摊晾或悬挂于室内，任由秋风丽日慢慢收汲水分，随吃随取，存放得越久甜味便越加浓郁。寒夜漫漫，家人围炉烤火取暖，往火塘深处埋上几块红薯，待炭火将薯皮煨得焦黑起皱，用手拍一下或棍子敲打会有脱层空洞感，红薯就已熟透，取出晾至不再烫手，轻轻撕开，热气裹挟着醇厚的甜香瞬间扑面而来，驱散周身寒意，也打发了寂寞的冬夜。这份简单的暖意与香甜，是童年最为妥帖的慰藉，如今这般烟火光景早已难寻踪迹，只有在记忆深处去打捞了。
我家门前是一条大路，往来行人走累了，会在院里龙眼树下乘凉歇脚。奶奶向来热情好客，忙不迭地招呼落座、递水；不好意思的是，那个年代的乡下开水也是稀罕之物，大多时候只能端上一碗米汤，客家人称作“米羹”。因日子清贫，煮饭时放米极少，一大锅清汤寡水，能尝出几分米香便已知足，喝剩的米汤还要用来喂猪。有一回，一位水利管护工叔叔扛一把铁锹路过，满脸疲惫、有气无力，不得不在龙眼树下小坐歇脚。奶奶见状，转身就从灶房端出半薯篮刚出锅的红薯，叔叔接过也不多言便连皮带肉狼吞虎咽起来，奶奶一旁劝他不急不急，剥了皮慢慢吃，他含混应着：“不要紧，薯皮凉气，吃了降火。”啃完几根之后，节奏渐渐慢了下来，终究还是将薯皮剥干净再吃。是人都懂，哪里是为了“降火”？日后读到一个成语叫“饥不择食”，恐怕就是这个样子罢。几根红薯，有奶奶的善意，也刻记着那个年代人间的清贫与温馨。
村上有座“糖厂”，村人称之为“糖寮”，那是生产队搭建的简陋棚舍，用最朴素的原始工艺压榨和熬制红糖。每到“绞蔗”时节，糖寮便飘出浓郁的糖香味，漫过田垌飘向村庄，涌进村民的鼻腔。红糖不能代替粮食顶肚饱，却能给寡淡清贫的日子带来几许甜意。母亲用生产队分得的红糖煲番薯羹，外加几片生姜，对那时节的村娃来说，便是“味道好极了”的一道美食。夕阳下，和弟弟捧着粗瓷碗坐在门槛上滋滋吃喝，甜香从舌尖沁漫到心底，吃了一碗又一碗，连碗底残留的薯渣羹汁也要舔干净，肠饱肚凸亦意犹未尽。
儿时窑番薯，更是记忆里的难忘乐事。假期和小伙伴在山坡上放牛，“牛儿还在山坡吃草”，放牛的小家伙便不安分了，干啥去？最乐而不疲的就是“窑番薯”。本来，一群小屁孩同村同寨、知彼知己，下地挖红薯、上山拾柴火、坡上拣泥块、现场垒泥窑，大家见活就干，嘻嘻哈哈，其乐融融。临了，却还得有人去“送窑鬼”；谁去？那时的乡村还不兴比划“剪刀石头布”，往往是最小的，要么就是最木讷、干活插不上手的那一位。这被选中的倒霉蛋得找一块小石头、拣一块火屎（木炭）捆绑在一起，再用一根绳子牵扯着，拿到河边抛下去，一边还得不停念叨咒语“石头浮、火屎沉，石头浮、火屎沉”，待石头浮起、火屎下沉，“窑鬼”也就送走了，这时红薯才可熟透，大功告成人归来。最终结果，人尽皆知。人是回来了，但那一窑红薯也被小伙伴们分享得差不多了。半个多世纪过去了，当年在坡上放牛窑番薯的人老了，“送窑鬼”时代已一去不再复返，但刻在骨子里的乡愁，实在难忘。
经济困难时期缺米少粮，村上有人动了心思，用红薯酿造“杂粮酒”。这酒没有什么繁杂工序，没有多批次蒸煮翻晒、发酵勾兑诸种讲究，不过是将红薯洗净简单蒸煮、拌以酒饼发酵后蒸馏而成，这种“酒”我小时候偷偷嘬过，口感粗糙、辛辣无比，以现在的水平计可能还会带着几分微毒，但在物资极度匮乏的日子里能解一时之馋，也是乡亲们苦日子里不可多得的奢侈品、麻醉品。好在运气不错，从未听说过什么“番薯酒”中毒事件。这种时代的怪胎存在时间极短，且早已绝迹，再也无人愿意享用这种粗制滥造、有害无益的东西了；只是那种自行酿造且难以下咽的苦涩，记录了一代人的艰辛与渴望，不应该被过早遗忘。
有趣的是，红薯还成了乡邻间贬人的“形象语言”，饱含烟火气的诙谐与形象的逼真。“大番薯”亦即“大笨蛋”，意为憨厚、笨拙，死脑筋、不灵光；而在农民眼中番薯不就“傻乎乎”的个么？邻村就有个叫“番薯九”的，儿时确实不怎么灵光，有点呆头呆脑老实巴交的，却吉星高照当了个不大不小的官，“番薯九”不便叫了，见面远远就高呼他什么“长”；后来，此君在官场犯了事，被请进去“喝茶”了，吃盒饭踩缝纫机去了，在村民口中又还原其为“番薯九”。此番变化，“番薯九”自是无从知晓，只是番薯如果有知，多少会有点尴尬与无奈。
来源：《北海日报》2026年01月28日第06版：繁花 副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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