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学文
大士阁。花学文 摄
一九九七年，我初到山口工作，便听许多人说起：“永安有座四牌楼，柱不接地，悬空而立。”一个周末早晨，由几名学生带路，我带着几分好奇前往探访。
穿过现代村舍，一座古朴的阁楼正对着大路矗立在眼前。“大士阁”三个烫金的大字依然清晰。我仔细查看那三十六根柱子——它们都立在宝莲花石垫上，并没有悬空。一位摇扇纳凉的老人笑着说：“早修过喽。以前有三根柱脚烂了一截，看着就像悬空的。大家都说这是鲁班爷的手艺，几百年不倒。”作为历史老师，我知道这只是民间附会，却没有说破。许多古迹，不都活在传说与真实之间吗？倒是心里从此藏下一个疑问：这阁因何而建？又建于何时？
机缘巧合。一九九九年，我认识了现在的妻子，她家的小卖部就开在大士阁旁边。从此，我成了这里的常客。无数个闲暇的周末，我坐在阁楼下的长椅上，与摇扇的老人们闲聊，也在村里四处走走。点点滴滴的往事，像尘埃在夕阳里浮起，渐渐拼出一段模糊的历史。
大士阁，因曾供奉观音大士而得名，又称四排楼。实际上，它最早是明朝成化年间修建的鼓楼，属于军事建筑。岁月流转，战鼓声远去，清道光年间，在它原址上建成乡民祈福的庙堂。整座建筑为两亭相连的格局，三十六柱、七十二椽，合一百零八之数，暗合道家“天罡地煞”的说法，依稀有宋代建筑遗风。其木结构精巧绝伦，通体榫卯，不见钉铁；柱脚浮搁，不植于土。然而，任尔风暴摧折、地震摇撼，它自岿然不动——这恰是中国古代工匠“以木为钢”的工程智慧结晶。1988年，大士阁被列为国家级重点保护文物单位。
然而，大士阁还不是这里最古老的“居民”。它所在的永安村——明代永安守御千户所的所在地，本身就是一块更大的“化石”。洪武二十七年（1394年），为防倭寇，朝廷将永安所从石康县迁到海岸乡，“永安”之名便由此而生。当年，这里是北部湾沿岸一座重要的军事堡垒。至今仍能看到南面一段长约两百米、高约一人的城墙基础，荒草蔓生，夯土俨然，仿佛岁月刻意留下的一行残句。从空中俯瞰古城的轮廓——一个边长约三百五十米的规整正方形，依然清晰可辨。它三面环海，紧扼港口，形制严整，犹见昔年气象。西南方约两里处，有个叫“烟楼村”的地方——这直白的名字，道出了它烽火台的身份。一旦有敌情，白天举烟，夜间点火，警报可迅速传到卫所。
东门外，残存的青石板路和两旁屋檐廊柱的痕迹，诉说着这里曾经的市井繁华。城东散布着七口池塘，多是当年筑城取土而成，既用于防御，也用来蓄水消防。城北的“北窑”与城南的“大窑”，从地名推断，或是当年烧制城砖的窑址。如今，村民盖房挖地基，还不时挖出青灰色的大砖，一块足有上百斤。大家称之为“城墙砖”，有的拿来垒猪圈，有的用作垫脚石——历史就这样，以最质朴的方式融入日常。
村里老人还能指出“文衙门”“武衙门”“校场”“炮台”这些旧址。而城隍庙、关公殿、文庙的并存，则透露出当年“神道设教、文武并举”的治理思路。最让人好奇的是那座早已湮没的“太监坟”，如今已无人知晓它究竟埋着怎样的故事。
永安村如今有三十多个居家姓氏，据说鼎盛时曾有八十多个姓。村中于（於）姓是最早迁入永安的家族，始迁祖于义来自河南项城，至今已传二十多代。这背后，是明代卫所“军户”制度的缩影——军士从各地调防至此，携家带口，世代定居，形成特殊的移民群体。他们才是这座城堡真正的血肉。
最生动的“活化石”，莫过于“永安话”。它既不是粤语，也不是客家话，当地人称之为“军话”。据学者研究，其底层是明代官话，又融合了闽方言的成分（很可能是当年福建籍官兵带来的口音）。这种方言的分布，也印证了“三分守城，七分屯田”的旧制，“军话”保存得最为完整的在山东村、山南村，也许就是当年屯田之处。口音如文化基因，被“种植”在他们耕作的土地上。
如今站在大士阁前，看着现代村舍环绕着古老阁楼，感觉就像站在时间的交汇点上。脚下是明朝的基石，眼前是今日的炊烟，耳中仿佛还能听见那些掺杂着闽腔、官话和海风气息的喧嚣。
这座城，没有成为仅供陈列的标本，而是化成了一砖一瓦、一口乡音、一个姓氏，活在寻常日子里。城墙砖垒进了猪圈，王城变民居，戍边军士的后代，把这里叫作了家乡。
于是，我恍然领悟：永安城，这枚卫所的“化石”，其真正价值不在于那些残砖断瓦标记的军事存在，而在于它证明了，最坚不可摧的，从来不是砖石垒砌的城墙，而是人们在命运安排的土地上，建立生活、传承香火的坚强意志。一群被命运安排到这里守边的人，以无数个晨昏，将一片需要“守卫”的边疆，过成了愿意“相守”的故乡。
这便是“化石”的温度。它冰冷的外壳下，封存着生命永恒的热望。
来源：《北海日报》2026年01月16日第07版：廉州湾 副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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