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艺
我八岁那年的夏天，随父亲去看民兵武装泅渡。那是个口号震天、红旗漫卷的年代，而我的世界还小，小到只装得下家门前的池塘。父亲用自行车载着我，穿过弯弯曲曲的山路，向东而行。忽然间，天地豁然开朗——
一片浩渺的碧水，静静地躺在群山的臂弯里。
那是我第一次见到“湖”。阳光慷慨地洒下，湖面跃动着万点碎金。水天在远处相接，分不清是湖水漫上了天空，还是云朵溶进了水里。我呆立在那里，忽然懂得了“辽阔”二字的模样。它像一块被山神悉心打磨的翡翠，温润、深邃，从此嵌在了我童年的记忆里，成为一切关于“远方”的最初想象。
后来，我读了些书，也走过一些地方，总还忍不住多次回到儿时的湖边，它仿佛是一位千面的故人，每一次重逢，都赠我不同的容颜。
最难忘的是黄昏。夕阳将落未落之时，天边的云霞沸腾起来，绛紫、橙红、金粉倾泻而下，将整片湖水染成一匹燃烧的绸缎。时有渔舟滑入云影，惊起白鹭两三声。有时逢着下雨之前，铅灰色的云层低低地压着湖面，风掠过，吹皱一池凝重。而当暴雨真正降临，它便撕去所有娴静的表象，浪涛奔涌，白沫飞溅，仿佛要将积蓄了千百年的力量，一次倾吐干净。
人们亲切地称这片水域为“东湖”，慕名而来，泛舟于碧波之上，穿行于星罗的岛屿之间，赞叹它的风光如画。游人们拍下夕阳下的渔舟，称其为“落霞与孤鹜齐飞”和“渔舟唱晚”的现代注解。它安然地扮演着一个诗与远方该有的角色，温柔、明媚，仿佛天生如此。
这些瞬息万变的色彩与姿态，让我痴迷。我总觉得自己并非在看湖，而是缓缓沉入一个巨大而透明的梦境，在那里，时间失去了刻度，只剩下光影与波纹的私语。我望着辽阔的湖面发呆，想着这汪碧水藏了多少故事，见证了多少变迁。直到后来，从父亲的讲述中，从县志的字里行间，我才知道，这令我沉醉的万千气象，并非天生地养；我才读懂，这汪水的前世今生——它本不是湖，而是家乡人用双手，从钦江的水患里，硬生生“造”出来的灵东水库。
1958年的冬天，我三岁。我们的父辈结集在家乡县城以东的罗阳山下，他们要用最原始的方式——一条扁担，一把锄头，一把铲，两只土筐，无数双布满老茧的手——试图用一条土石的长坝缚住一条狂野的江——钦江。
钦江，这个名字在县志里，总是与“灾”字紧紧相连。自明朝以来，每隔一些年岁，它便会挣脱河床，化作狰狞的黄龙，吞噬田舍与生灵。乾隆年间的暴雨、光绪年间的饥馑、民国时期的流离……一页页翻过，尽是水渍与泪痕浸透的叹息。
我的父母，那时是一对被下放到中学的年轻教师。他们和其他两万五千人一起，被时代的洪流卷到了这片山坳。他们匆忙地把我托付给保姆后，带着简单的行李，住进四面透风的竹棚，成为建设者中沉默的两个身影。这些事，我是很多年后，从他们偶尔的片段回忆里拼凑出来的：烈日下灼痛的脊背，竹筐压入肩肉的深痕，咸菜就粥的晚餐，还有深夜夯土时，回荡在山谷间整齐而疲惫的号子……
那是一幅用血肉与汗水绘就的画卷。没有机械轰鸣，只有人声鼎沸；没有精确测算，只有众志成城。农民、工人、干部、学生，身份在此模糊，所有人都只是一个纯粹的“劳动者”。坝体在一担担泥土、一锤锤夯击中，如脊梁般缓缓隆起，横亘在山垌之间。五年，四百多万立方米的土方，硬是被人们的意志，将一百四十五平方公里集雨面积的水，悉数汇入库中，为后人换来了一片安澜的梦。
1971年，上中学的我，见证家乡遭遇罕见暴雨，七日不绝。山洪咆哮而下，人们彻夜不眠地守在坝上。水位一寸寸逼近警戒线，所有人都捏着一把汗。然而，大坝稳稳地接住了天上的倾泻，将半数狂澜锁于怀中。下游的村庄，在那个惊心动魄的夏天，得以枕着依旧平稳的江涛入睡。从此，这东湖便不仅是风景，更成了守护神，守着这一湖碧水，守住了百万苍生，也守住了家乡的岁月。
是的，在焦渴的旱年，当土地龟裂、禾苗萎垂，闸门开启，清流便如甘霖，沿着沟渠脉脉流淌进田野的毛细血管。我见过农人蹲在田埂上，用手掬起一捧水时，脸上那虔诚而舒展的笑容。今天，东湖还作为环北部湾广西水资源配置工程的关键节点，承担向玉林、北海调水任务，并为日后平陆运河提供应急水源的保障。东湖，真有了守护神满满的温度与慈爱。
我不知道，如今还有多少人懂得在这片浩渺的碧水之下，沉着这样一段滚烫的、汗与土夯实的历史。但我知道那湖心的天湖岛，或许不仅是景致，更像一座无字的纪念碑。坝上没有镌刻任何名字，但每一道波光，似乎都倒映着无数模糊而坚毅的面孔——其中，也有我父母年轻时的模样。
恍惚间，我仿佛能看到万千个肩挑重担的身影，在清透的深水中沉默行走。他们赠与我的，不仅是一面可以临照云霞的明镜，更是一种深植于血脉的认知：最美的风景，或许从来不是自然的独奏，而是人与天地漫长、艰辛而最终达成和解的合唱。
家乡的东湖，就这样流进了我的生命。它既是我童年目遇之璀璨，也是我们父辈青春的注脚。它很沉，沉得托起一方水土的丰饶与安宁；它又很轻，轻得能载动一个游子所有的乡愁与敬仰。
来源：《北海日报》2026年02月12日第07版：银滩 副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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