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昌丽
年关将近，超市的空气里浮着糖和炒货的焦香。我在那框冬瓜条前停下，微透的玉黄色，肥嘟嘟的条块，覆着一身毛茸茸的白霜。我请人夹了几根，称好，装袋。拈在手里，隔着塑料袋也能触到那熟悉的、软中带韧的劲道。心里某个地方，被这触感轻轻叩开了。
这味道，是锁在童年那只玻璃罐里的。
那时候的冬瓜条是件稀罕东西。跟着妈妈去赶圩，或是去综合市场旁的副食店，我总会被那玻璃缸里莹润的玉黄勾住脚，拽着她的衣角不肯走。“妈，就买一点点……”妈妈拗不过，叹口气，对店里的人说：“称半斤吧。”那语气，不像买零食，倒像添置一件不大必要、却又无法拒绝的家当。
回家后，她将其倒进一只洗刷得透亮、晾得干干的阔口玻璃罐里。罐子被请到碗柜的最高一格，那是我踮起脚也够不到的“高处”。于是，那一罐温润的甜，便成了一个看得见，却需仰视的念想。
它的赏赐，总关联着一桩“正经事”。我最怕喝中药，一碗浓褐的汤汁，蒸腾着古怪的草木气。每到此时，妈妈就会搬来木凳，取下罐子，用长筷尖小心夹出极小的一块，搁在药碗边沿。“饮干净，给你送一送。”那一小块莹白，是苦海尽头的岸。我捏住鼻子，仰头灌下，在五官紧皱的当口，急急地将那点甜塞进嘴里。瞬间，一股扎实的甜，轰地荡平了舌上所有苦的余烬。
若是考试得了好分数，赏格便不同。妈妈会从罐里抽出一根完整的冬瓜条，放进我汗津津的掌心。我总要擎着它溜到楼下，在伙伴们眼巴巴的张望里，举行一场小小的仪式。先伸出舌尖，一点一点舔去表层的糖霜；再用门牙小心磕下薄薄一片，含在嘴里等它塌软；最后才舍得用槽牙去细细地磨。一条冬瓜条，能吃出半日的悠长。末了，十个手指黏得张不开，便挨个嗦干净，把最后一点实在的甜送进肚里，心里才是满满的、安静的欢喜。
年节时分，家里大人聚在厅堂“吹水”，谈天说地。那罐冬瓜条就敞着口，摆在八仙桌显眼处。我常趁妈妈眼神转到别处时，假装经过，飞快地伸手“顺”一根，紧紧攥住，溜回房间。关上门，并不一次吃完，而是用餐巾纸（有时甚至是作业本的纸）仔细包好，藏进裤袋深处。午睡醒来，摸出那已被体温烘得有些软润的纸包，轻轻展开，掰下极小的一截含在嘴里。那份偷来的、独自消受的甜，在午后岑寂的空气里慢慢化开，比任何光明正大吃下的，都来得更绵长、更私密。
阿公（北海话，指爷爷）晚年牙掉光了，却最嗜这口软甜。家里人总把他的那份单独蒸过，蒸得几乎一抿就化，盛在小瓷碟里。他靠在竹躺椅上，瘪着嘴，慢慢地抿，混浊的眼睛眯起来，脸上深深的皱纹便缓缓漾开。我们那时笑他是“糖公仔”，他听了也不恼，只从喉咙里发出“呵呵”的气音，露出光秃的牙床，目光融融的，望着远处。
此刻，我打开冬瓜条的袋子，掰下一段放入口中，熟悉的甜味漫上舌尖，可似乎我的舌尖已辗转过太多的甜，竟咂摸出一丝笨拙的腻。我知道，那粘在指尖、需要认真嗦净的稠腻，粘连的何止是糖霜。那是一整个被度量着、需用“表现”去兑换的童年；是阿公无牙的抿笑里，那化不开的暮年回甘；是偷来后藏在裤袋里、被体温与时间悄悄浸渍过的，午后的梦。
我将剩下的冬瓜条封好袋口，放进柜子。它已不是我此刻追寻的滋味，却像一封蜜渍的、来自旧光阴的信。信纸已脆，字迹也淡，唯有那渗进纤维里的、粗粝的甜意，隔着岁月，依然静静地，抵着心口。
来源：《北海日报》2026年01月19日第07版：繁花 副刊
扫码访问小程序中的本文
暂无评论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