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昌丽
去年底，收到友人赠的新台历。铜版纸封面亮得晃眼，纸边挺括，翻页时哗啦作响。我捻着光滑的纸页，忽然想起家里从前那本老日历——用旧铁夹子夹着，挂在厨房门框的钉子上。
那日历的纸，薄而脆，泛着淡淡的黄，像秋日最先飘落的榕叶。它悬在那儿，本身就是时光的刻度。一天，便是这样薄薄一张纸，承托着寻常岁月的重量。
清晨，总是阿嫲（北海话，指奶奶）第一个走近它。她或许刚淘完米，或许刚择净菜，湿手在围裙上擦了擦，便抬眼寻到昨日的页码。指尖沿着锯齿边轻轻一扯，没有半分犹豫，“嘶”一声清亮干脆，像撕开了一夜的潮气。日子，就这么被郑重揭过。
撕下的纸从不浪费：平整的垫在滚烫的铝壶底防烫，稍皱的随手包起几颗龙眼干、冰糖；到了我手里，又被折成印着“初七”或“芒种”的纸船，在天井的雨水洼里摇摇晃晃漂向远方。
真正让这些薄纸页变得沉甸甸的，是阿公（北海话，指爷爷）的笔迹。空白处被他写得满满当当，是那种工整到近乎执拗的字迹，用的是我们淘汰的钢笔或圆珠笔，墨水颜色从蓝黑、纯蓝，渐渐变成沉沉的紫色。“初九，东南风，水汽重。南亩可插秧。”“廿三，义海携女归，午间食粉。”“冬至，阴雨，湿冷。嘱阿丽添衣。”节气风雨、人情往来，皆是他笔下的正经事。
后来，笔迹里的内容渐渐变了：“风湿痛发，夜难安寐。”“街上药铺，膏药已售罄。”那些关于田水与秧苗的记录，悄悄让位给了身体的况味与街巷的变迁。而我的名字，总在年关将近时频繁出现。“腊月十五，扫尘。备阿丽爱食之水籺。”“小年前，阿丽应至。”那时我远在异地，忙于自身的纷扰，全然不知这本日渐单薄的册子纸页间，有人正把日子一页页折起，当作信物积攒，默默倒数我的归期。
变故先找上了阿嫲。帕金森症缠上她，手抖得握不住一页薄纸，再也撕不了日历。她卧床的那些年，床头那本原本跟着她作息翻动的小日历，页码永远停在了某个清晨。再后来，阿公也不用再写下那些牵挂了。厨房的老日历，在某个寻常午后彻底停了下来。铁夹子生了暗红的锈，连同一沓未撕尽的光阴，被母亲用蓝布手帕包好，收进了樟木箱底。一同收起来的，还有清晨那声“嘶啦”的时光回响，以及旧纸张与铁锈混合的微腥气息。
从此，日子换了种写法。台历越来越厚，精美得堪比画册，一页页被翻过，而非撕下。它们被观赏、被赞叹，却不再真正参与生活。时间成了一本完整光滑的书，我们只是被动的读者，不再是落笔的记录者，更不是撕去一页的决断者。
我望着眼前这本崭新的台历。它很好，却新得过分——没有一丝折痕，没有半个油渍指印，也没有一道反复翻阅磨出的毛边。它不会在撕下时发声，不会垫住滚烫的铝壶，也不会被快没水的笔，记下关于明日阴晴或某人归期的琐碎盼头。
我忽然懂了。我怀念的从不是那本纸册本身，而是日子曾被那样具体地“度过”：可撕，可触，可另作他用，浸满了人间烟火的温度。是有一个地方，能郑重安放那些看似无用的牵挂，让所有期盼都有迹可循。
风紧了，带着北海冬雨将至的寒意。我伸出手，抚过新台历冰冷的封面，终究没有撕，也没有折，只是轻轻翻过一页。一个空白的方格，无声沉入过往。而前方，还有许多同样的空白，整齐地、沉默地列队等待着。山河依旧，只是纸上，再无春秋。
来源：《北海日报》2026年01月07日第07版：繁花 副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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