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海
《旧街，我与乡贤》是壮族作家廖献红获得第十一届冰心散文奖的作品，曾在《民族文学》2024年12期上发表。她用细腻的文笔、厚重的情感以及复杂的叙事结构，展现了当代乡村社会中“乡贤”身份的建构与困境，并且呈现了传统乡土伦理在现代行政逻辑中的碰撞与调和。
在这篇散文中，廖献红使用了双层叙事框架，把“当下事件”和“历史回溯”巧妙地交织在一起。表层叙事从“我”接到桂小强电话开始，以村小学旧址改建蚕房的风波展开，穿插门楼筹建、土地争议等现实矛盾。深层叙事借助母亲的口述以及外祖父母的往事，重新塑造起旧街作为明清商埠的繁华记忆和家族变迁。这样的结构，既冲破了线性时间的束缚，又凭借“旧街与新城”“传统与现代”的空间对比，暗示乡土文明在城市化进程中出现的断裂与延续，而唐伯娘“丝绸裂帛般”的叫卖声和微信群的“叮咚”信息声形成听觉上的隐喻，则表现出乡土交流方式从口语化转向数字化的过程。
散文的核心张力在于对“乡贤”这一传统身份的现代解构。作者通过自我剖析，展现了“乡贤”光环下的现实窘境。作为县城公务人员的“我”，看似拥有资源网络，实则只是“螺丝钉”式的存在，而村民的求助常常超出自己的能力范围，只能以“打太极”的方式周旋。这种身份焦虑在门楼建设中达到顶峰：当“我”家土地被选定时，“我”瞬间从策划者变成被“算计”的对象，这体现出乡土人情社会中道德绑架与功利主义的并存。而最终母亲“捐地换名”的选择，既是传统“积德”观念的延续，也是对土地价值变迁的无奈接受。廖献红由此质疑了当代乡贤文化的虚妄性，认为其本质是乡土权力秩序与个体道德责任的博弈。
散文借助“蚕房之争”和“门楼建设”两件事，呈现乡村振兴战略下基层治理的难题。村民对集体土地收益分配质疑，镇政府用“资源置换”（建活动中心换蚕房）来化解矛盾，廖献红没有轻易指责任何一方，而是把桂小强“复杂的脸”当作缩影，展现农民在传统伦理和现代规则之间的变化。这种中立视角使得作品超越了个人经验的诉说，变成了观察中国乡村社会转型的一个小样本。
《旧街，我与乡贤》既是个人与故乡的和解之书，也是文学介入现实的一次尝试。廖献红用散文搭建起知识分子视角与民间立场之间的通道，其价值既体现在艺术性的乡土叙事上，也体现在对当代乡贤文化、乡村治理等命题的反思中。作品结尾处门楼与唐伯娘身影的叠化，意味着乡土精神传统有着顽强的生命力，即使物理空间不断缩小，文化记忆仍可通过集体实践重获新生。这种“根性”追寻，让散文具有了超越地域的普遍意义。
来源：《北海日报》2025年12月06日第06版：沙龙 副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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