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玉说 | 我的“自行车之歌”

■刘玉说

“防城港一夜入冬，请大家注意保暖。”轻飘的雨点自上而下化在我的伞面，我刷着手机，撑着伞，边走边看天气预报。“烤红薯，烤红薯，新鲜的烤红薯。”路边小摊的喇叭声混在大风里往我这边蔓延。近段时间，不间断的细雨总是和持续的大风相伴而行。为暖身暖胃，我走向烤红薯摊。

买完烤红薯，尽快回到家里。我咬了下几乎烫到手心的烤红薯，一边翻开苏童的散文集《自行车之歌》。窗外风冷，我躲在屋里吃烤红薯，还要读一点温暖的故事。

《自行车之歌》讲述了苏童在苏州城北的童年生活，行船、流水、城北的桥及百年老街三三两两点人群等弥漫着南方炎热潮湿的生活，字里行间让人感到悠闲。书里既有描述父子之间无法割离的亲情纽带，也有纯粹的赏雨体验，读来轻松，别有一番趣味。尽管再怎么动人，但我还是莫名有一些怅然。大作家笔下的童年如此有趣又动人，一块小小瓦片都能在笔下被雕刻成美玉，苏州城北是独属于苏童的“自行车之歌”，那我的“自行车之歌”呢？

我是大山的孩子，大山养育我的身体，也喂养我的记忆。在那个还没有实现零食自由的年代，野果子缓解了我们童年旺盛的食欲。每次爷爷放牛回来，总会揣着来自山里的零食，也是爷爷的礼物。有野生的石榴果，但还很硬，也不甜，我不爱吃；也有扭得山路十八弯的拐枣，有点酸涩，我既不讨厌也不喜欢。诸如此类的野果子还有很多，如捻子果，也叫桃金娘、龙葵、地捻等等。让我印象最深的也最怀念的，是树莓。爷爷会把树莓小心翼翼地裹在荷叶里，这些树莓脆弱又珍贵，用荷叶里三层外三层地包住，然后在放进竹篓里背回家。

有时候，我在隔壁邻居家和其他小朋友堆着沙土玩。远远地看见爷爷赶着牛慢悠悠地走过来，便匆匆跑过去问：“爷爷，今天在山里找到什么果子啊？”爷爷故作神秘地说：“你猜一猜，猜对了才有得吃。”但手上动作却没有停下来，他边说边往竹篓里掏，并笑着把荷叶包递过来。我一层又一层地打开，却怎么也看不到头，直到荷叶全部摊开，看到七横八竖地躺着黄的红的果子。“哇，是树莓！”惊喜过后，便迫不及待地一口一个，吃了一半才想起来，拿起一个树莓要塞到爷爷嘴里，爷爷却摆摆手，“不吃不吃，刚刚爷爷在山上已经吃过了，这些就都留给你吧。”我信以为真，但边吃边想，怎么就没听说过哪里的树莓多到可以吃饱呢……

我继续翻着书。难道我的“自行车之歌”就只有这些野生树莓吗？无意间，我的视线转向握在手里、吃了一半的烤红薯。我的“自行车之歌”里，红薯应该要占有一席之地。

红薯窑应该是每个广西大山里的孩子共同拥有的童年记忆。要搭红薯窑，得先选好人手分配任务，一些孩子去找木柴，一些去田地里捡红薯，红薯不能挖别人没收过的，要去捡别人剩下的、不要的。一些手巧的孩子就要负责搭窑。先选一块犁过的、较为平整的田地，再去找土块。土块找齐后，就开始搭窑。垒在最底下的要最大的土块，依次往上，土块逐渐变小直至聚拢起来。最后用一块极小的土块进行封顶。垒好后，再往红薯窑里生火，一边烧窑一边取暖。我们围在一起，七嘴八舌地聊天。做红薯窑是极其漫长的，需要用聊天来分散对红薯过剩的注意力。等小小的窑洞被火烤得通红，再把红薯一股脑地丢在窑里，捅开最底下的大土块，失去地基的红薯窑就瞬间倒坍下来，通红的窑顶稳稳当当地盖在红薯上。然后，再把倒塌的红薯窑弄平整，等着红薯被火热的窑土闷熟。长大后我才发现，也有一些地方是搭好红薯窑之后，直接把红薯放在窑里，边烧火边煨烤。在我们那时的做法，是用烧得通红的窑土来闷。至于味道有没有差别，就不得而知了。

等窑土散去热意，红薯就差不多闷好了，我们开始平分劳动成果。忙活了半天，每个人却只分得一个红薯，因为地里别人不要的歪红薯并不多。等吃完红薯，我低头一看，鞋面、裤子全沾上了泥土，东一块西一块的，我把手伸进上衣口袋里，甚至还摸到了一些细碎的土粒，真不知道它是怎么钻进去的，难道是我蹲下了，它自己长脚然后跳上我的口袋吗？

正当我疑惑时，母亲隔着田地，用悠长的语调喊我：“太阳下山了，回家吃饭了。”冬天，天黑得快。抬头一看，太阳已躲到大山背后。一个红薯顶不了什么，还是要回家吃饭的。

我们互相约定明天继续玩耍之后就各自散开。母亲在田地那头，山一样安稳而沉默地等我。我向着她跑去。家里养的那只小狗不知道从哪里窜出来，跟在我背后。明明跑得比我快，却总喜欢跟在我身后。或许，它还在惦记我和它说过的话，那就是我在后山种了一棵“糖树”。几天前，我把一颗糖果埋在土里，祈祷来年春天，它能用绿得发白的小芽义无反顾地撑破地面，它要略过开花的过程，直接结满很多很多的糖果，到时候我就和小狗分吃这些新鲜的糖果……

楼下，风依旧在刮着树。我合上书本，想起那些随着别人讲述的童年，不知不觉在我自己的记忆里冒头的野果子、红薯，还有一棵永远不会发芽的糖果树。或许，那就是独属于我的“自行车之歌”。

来源：《防城港日报》2025年12月1日第003版：综合副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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