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莹 | 忆仁哥

■黄莹

说来也奇,我们兄弟姐妹将近十个,可走得最近的,还是我和仁哥。

若顺着数,他排第二;倒着数,我排第二。这中间,竟差不多隔了一代人。那旧得发黄的童年记忆里,最清晰的,便是每日清晨,他领着我,踏着那条被露水打湿的村路,徒步几里到村校。我去那间喧闹着童音的教室里读书,他则去忙他的医务;待到晚间放学,暮色四沉,我们又一同踩着那条渐渐安静下来的小路回去。我那时大约也算不得讨人嫌,除了学习成绩尚好,又听话。到家,我放下那洗得发白的布书包,第一件事不是往外疯跑,而是立刻去灶间帮仁哥烧开开水。那灶膛里的火苗,毕毕剥剥地,映着我那张被熏得有些发红的小脸。做完这件“大事”,我才安心地趴到小凳上去做作业。

到周末,若是街日,那便是我的节日了。仁哥必定推出他那辆叮当作响的自行车,将我抱上前梁,或让我侧坐在后架上,一路叮叮当当地往街上赶。街上人声鼎沸,各种气味混杂着——新出笼的包子香,瓜果的甜香,还有牲畜市场传来的那股子腥臊气。

仁哥买了使用的,又买食用的,总不空手。有时临近中午,他便同几个好友,寻一处熟人开的小食铺,也不多酌,就那么浅浅地喝上一杯。我安静地坐在一旁,面前已放着一大碗仁哥给我叫的炒粉,油汪汪的,我埋头吃得干干净净,小肚子已然滚圆。可一抬头,看到桌上那几碟配酒的鸡鸭肉,油光闪亮,香气直往鼻子里钻,那是平日里不常吃得起的滋味。于是,也顾不上什么矜持与礼数了,筷子便又不由自主地伸了过去,怯生生地,却又坚决地,夹上两块到自己的碗里。同桌那些叔叔伯伯的眼神里,分明带着些笑意,又有些许责备,仿佛在说:“这小子,倒是一点不客气。”可我一抬眼,望见仁哥的目光,那目光里没有一丝一毫的愠怒,全是温和的理解,甚至是一种默默的鼓励。他定然是觉得,他的这个小弟,平时实在是难得见荤腥,太饿了。他从未因此讲过一句重话,批评过我一句。

后来,我争气,考到县城里去读高中。学业陡然紧张起来,回老家的次数便屈指可数了。仁哥却时常记挂着我,得空便会从那个小村庄里出来,到县城探望我。学校那铁灰色的高墙,似乎也因他的到来,变得柔和了些。有一次,他照例来看我,带我到车站旁一家小小的饭店。他只要了一盘白切鸡,一碗汤粉,全推到我面前。

“吃吧。”他笑着说,声音还是那样厚实。

我便埋下头,一块一块地吃起来。鸡肉煮得恰到好处,皮脆肉嫩,蘸着碟子里的姜葱油,是人间至味。我吃得专注,直到盘中过半,才偶然抬起头,发现仁哥并没有动筷,只是静静地看着我吃,那眼神,像极了从前看我吃炒粉时的样子。

“哥,你不饿么?也吃一块呀?”我停下筷子,问道。

他连忙摆手,脸上堆着笑:“我不饿,你吃,你吃,我看着你吃就好。”

我又信以为真,风卷残云般,将剩下的鸡肉也一一消灭了。他看着我吃完最后一块,心满意足地抹了抹嘴,他脸上的笑意便更深了,仿佛完成了一件什么重大的使命。那时我年纪小,竟真以为他不饿。许多年后,我才恍然明白,那时早已过了午时,他风尘仆仆赶来,怎么会不饿?

我送他去车站,看着他买了票,走上那辆破旧的长途汽车。车子缓缓开动,卷起一阵尘土。他从车窗里探出半个身子,用力地向我挥手。我站在原地,望着那车在凹凸不平的土路上颠簸着,越来越小,最后变成一个模糊的黑点,消失在路的尽头。我的眼眶毫无征兆地红了,真真切切地红了,热辣辣的,像被什么东西狠狠地烫了一下。那是我生平第一次,体会到一种混合着感激、愧疚与离愁的、如此沉重而复杂的情感……

仁哥身材不算高大,甚至可以说有些矮小。只因他是家里的长子,便过早地懂得了父母的艰辛。他还是个半大孩子时,就抢着去干那些与他年纪不相称的重活,一心要为父母分忧,为脚下的弟弟妹妹们遮风挡雨。他是那种典型的牛性,带着泥土般的质朴与坚韧。为人直爽、开朗、聪明灵活。读书时很认真,凡事都爱钻研个透彻。他办事公道,乐于助人,在村里有着极好的口碑。

他初中毕业,便回了生产队,用他还未完全长成的肩膀,去换取那点可怜的工分和口粮。队里那些最重、最脏、最累的活计,他总是抢在前头。因此,他成了全村屈指可数的优秀青年。十八岁那年,他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也正是在这一年,他满怀热血报名参军,却因为体重差了那么几斤,未能如愿。我能想象他当时的失落,但他并没有因此消沉。第二年,队里推选他去县人民医院,参加乡村医生的进修班学习。

在医院学习期间,他专心致志,真诚地拜师学艺。学成回村后,他背起那个印着红十字的药箱,便成了全村人的指望。从此,村里人有大病小病,基本不用出村。尤其在儿科上,他更是有着近乎“妙手回春”的本事,常常能药到病除。他赢得了本村乃至邻近乡村所有父老乡亲的喜爱与敬重。有一年,村两委换届选举,全村四十六名党员,除了他自己,其余四十五人,全部投了他的票,一致推举他担任党支部书记。

仁哥对守护群众的健康,是埋头苦干,高度负责的;他对工作的落实,是日以继夜,任劳任怨的。或许,正是这长年累月的操劳,一点点地透支了他那原本就算不上强健的躯体,最终他的生命永远地定格在了六十五岁生日后的某一天。

仁哥出殡的那天,我至今记得分明。尽管村民们居住分散,山高路远,出行不便,可前来送行的干部群众,竟有数千人。人们从四面八方赶来,沉默地汇聚成一条黑色的、流动的河……

每年重阳,我都回去,去山上看看我的仁哥。

来源:《防城港日报》2025年12月1日第003版:综合副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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