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莹
四十年前，我是个刚被广西师范学院（今南宁师范大学）数学系录取的毛头小子，心里揣着的是因数学得了高分而生出的那点理科生的骄矜。在我当时的浅见里，认为文科总不如数学答案那般确凿、分明，可以考出个漂亮的满分来。这“文科无用”的论调，像一层透明的茧，将我紧紧包裹着。
人生的转向，常常在不经意处埋下伏笔。入学军训，我竟被委任了个负责文字材料工作的排长。这小小的职责，像一根细针，刺破了我那自负的茧。待到军训完毕，看到“大学生记者团”的招新启事，那感觉，已不再是轻视，而是一种混合着好奇与不服气的冲动。我去了，心里是忐忑的。那时的记者团，门槛高得很，一要文字功底，二要一手好粉笔字，三要乐于奉献，加班是无偿的。我除了一股子蛮劲和还算能见人的字，别无长物。现在想来，许是那点诚恳，打动了当时的考官，我竟被录用了，成了一名最普通的团员。
我们的阵地主要是学校的墙报与板报。几块漆黑的木板，一盒五颜六色的粉笔，便是我们挥洒的天地。我们的使命是宣传正面，鞭策落后，服务师生，促进改革。听起来宏大，做起来却极具体，极细微。也正是在这具体与细微里，我早年那点可怜的优越感，被击得粉碎。我第一次真切地体会到了什么叫“本领恐慌”。看着老团员们下笔千言，倚马可待，我才惊觉自己的知识面是何等狭窄，文笔是何等干瘪。
这恐慌没有压垮我。我一头扎了进去，用两个月的时间，囫囵吞枣地“啃”完了四大名著，又像一块贪婪的海绵，拼命吮吸着报刊上的铅墨精华。更重要的是，我开始主动地去揽那些“记者活儿”。记者团的锻练，是真正意义上的“实战”。它不管你腹中是否有诗书，只问你能否在事件发生时第一个赶到，能否在纷乱的现象里理出头绪，能否在截稿之前，将清晰的文字与漂亮的板书呈现在众人面前。
有一件事至今想来，指尖仿佛还残留着那日粉笔的尘沫。一个平常的中午，饭堂里忽然骚动起来——好几份饭菜中发现了蚂蟥。我作为当天的值勤记者，撂下午饭便冲了过去。那不是为了猎奇，而是肩上忽然有了一种沉甸甸的责任。我穿梭于喧闹的饭堂，询问、记录，然后又召集后勤处长、厨师等相关人员，开了一个简陋而认真的“座会”。我们分析原因，查找问题，商讨改进的措施。
那个午后，我忘记了饥饿，也忘记了疲倦。座谈会一结束，我便伏案疾书，将所见、所闻、所思，梳理成一篇三千多字、共分六大板的调查报告。当最后一行字落笔，已是夕阳西斜。我没有停歇，立刻赶到宣传栏前，拿起粉笔，将那密密麻麻的调查报告，一笔一画地抄录到黑板上。晚六点，当师生们饭后漫步时，那份完整的报告已赫然在目。我站在不远处，看着渐渐聚拢起来的同学，听着他们低声的议论和偶尔发出的赞同声，那一刻，一种前所未有的充实感漫过心头。那不是虚荣，而是一种确认，确认自己的文字与劳动，可以与这校园的呼吸同频，可以为其向更好的方向改变，尽一份微薄却实在的力量。后来，学校饭堂果真成了远近闻名的一流食堂，我总愿相信，那篇深夜写就、连夜板书的报告，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记者团给我的，不只是校园内的视野。有一个暑假，自治区教育厅组织“天涯何处无芳草”征文活动。我又是带头参加。为了获取第一手鲜活的材料，我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去边境。那时的东兴，空气中还隐约能闻到硝烟的味道。就在那样的背景下，我只身前往，到当地的教育局、中学，去采访一位校友的先进事迹。炮声在远方闷响，我却沉浸在收集来的故事里，被那种于艰难困苦中依然坚守奉献的精神深深打动。归来后，我以《滴滴心血洒边城》为题，写下了一篇五千多字的报告文学。后来，这篇文章荣获了三等奖。
如今回望我后来的人生轨迹，早在记者团的那几年便已注定。大学毕业，我被直接分配至钦州地区中级法院的政研室工作。初入机关，面对纷繁复杂的案卷与公文，我竟没有太多新人的惶惑与生涩。那些在记者团里练就的本领——敏锐的观察、清晰的逻辑、缜密的思维、流畅的文笔，全都派上了用场。调研报告、工作总结、典型案例分析，这些在旁人看来枯燥的文字工作，于我，却仿佛是记者团“业务”的自然延伸。我得心应手，成绩和各种荣誉接踵而来……
当年记者团赋予我的，更是一种贯穿一生的习惯：白天忙于事务，夜晚便要及时总结，勤于笔耕。几十年来，这已成为我雷打不动的律条。六百多篇发表的文稿，便是在工作之余的坚持中，一字一句累积起来的。《公开促公正 答凝求满意》《凉棚法庭》《钟法官明辨断牛案》……这些获奖或被列为法院系统学习资料的文章，其灵魂，不正是在那个用粉笔在黑板上书写公正与改革的年代，就已悄然铸就了么？
时光荏苒，转眼我已到了即将退休的年纪。案头的稿纸，却依旧雪白，等待着墨迹的降临。我对它，竟生出一种依依不舍的缱绻来。这不舍，不只是对写作本身的不舍，更是对美丽校园，对记者团里那段燃烧的岁月的深深眷恋。
那条从记者团延伸出的路，我已走了这么远，这么稳……
来源：《防城港日报》2025年12月18日第003版：生活大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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