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大林
处理了玉林的房子，剩下满满一层楼的书，大概算一算，有十来个书架，5000余册。易地搬运，十分费事，称斤处理，于心不忍，想来想去，打算捐给当地的图书馆。
我联系了玉林市图书馆，馆里派来几位女士，称市馆新馆藏书面积太小，现已书满为患，要不了那么多，即使运回去，也只能放在库里，不知什么时候才能上架。他们挑了千余册运回去，有《全唐诗》《全宋词》《诸子集粹》《资治通鉴》《昭明文选》等，多是大部头的精装本。最后，还剩下的3000来册书躺在地板上，无人认领。
我又想到了母校玉林师院的图书馆，便拨通了他们的电话。图书馆馆长吴坚文十分热情，表示学校的藏书大楼现在还有充裕的收纳空间，应允马上过来。很快，他便带了几个手下来动手搬书，每个人都弄得尘埃满面、全身大汗淋漓。馆长说，虽然现在馆里有数百万册藏书，但按照要求还很不够，每年新生入学，还得按人均四册的指标增添收藏量。如今我把书交给他们，也算是找对了婆家。
又忙了半天，楼面上的藏书终于清理干净。望着空空如也的书房，我回想起当年坐拥“书城”、埋头写作的日子，心中不禁涌起一番难以言说的感觉。这些书，陪伴了我差不多半个世纪的岁月啊！我不是什么藏书家，也不贪图什么珍本善本，只是为了方便自己的查阅而收藏。从一本起家，然后十本、百本、千本，最后终至架床叠屋，书满为患，每次搬家，都累得全身好像要散架了似的。
这些书，每一本都是我从不同的地方买回的，不但寄寓着自己曾经获得的喜悦，也寄寓着收集时的艰辛。像其中的《世界美术作品图典》，收有全世界类美术作品，厚厚的500多页，铜版纸彩色精印，定价500元，有好几斤重，是我上世纪90年代从南宁兴宁路那边的古旧书店扛回来的。而那时我的每月工资，甚至还不到500元。
还记得兴宁路的古旧书店，当时收藏有新中国成立后从广西各地收集来的许多线装书，每套标价不过数百元，如果放到现在，一套至少也要数万元了。后来，听说古旧书店将全部藏书一口价20000元卖给了东莞图书馆，这消息让当地的读书人愤愤不平。现在那些古籍的售价，一套恐怕就不止20000元，再想将这些古籍买回来，没有数以百万的价格肯定是免谈了。
那次，我将身上最后“一个铜板”付给了书店，高高兴兴地提着一大包书乘上了回玉林的火车。当时从南宁到玉林的绿皮火车，车程还要走上六七个小时，乘车人中途都得填一下肚子才能回到家里。车到黎塘，那里的焖猪脚五角钱一个，很受旅客欢迎。看到身边的人们到站后纷纷掏钱买猪脚，我摸摸自己的口袋，发现里面早就空了，唯有眼睁睁地看着别人大快朵颐，自己在一边偷偷地咽口水。
说起来，读书人买什么东西都不太舍得花钱，穿戴吃食往往都一省再省，唯有买书是最大方的。哪怕自己忍饥受饿，也要将自己心仪的书请回到书架上，才觉得没亏待了自己。平时我出差到外地，不管是到北京、上海还是广州，第一个要去看的地方，往往不是旅游点，而是书店。我到北京学习那年，一有空就去逛书店。买了大批的书，日用一再超支，待到回家的时候，到邮局打了包将书寄走，才发现自己的钱又没有了，只好叫妻子再汇款过来，才算将自己“赎”了回去。
读书人对书的认识，是一步步自我培养起来的。上世纪80年代初，我从朋友手上借到一套袁枚的《随园诗话》，带着下乡去。大冷的冬天，就在昏黄的油灯之下，我读完了全书，还将一些章节抄录下来，完成了我对近体诗特别是对袁枚所提倡的性灵诗最早的启蒙。书中一则对于痴于读书却又无钱买书的读书人的诗话，深深印在我的脑海里：“生成书癖更成贫，贾客徒劳过我频。聊借读时佯问价，知非售处已回身。”这个十分爱书的人，只能佯装问价来一饱眼福，知道自己根本买不起时，就只好转身离去——这是多么令人心酸的情景啊！而现在，我手头已有多套不同版本的《随园诗话》。
在上世纪80、90年代开始创作的作者，大概都忘不了漓江出版社出版的那套“诺贝尔文学奖丛书”。我拼命地搜集，每出一本，我就去买一本，再阅读一本。这套书，成了那个年代文学创作的良师益友，从美国海明威的《老人与海》，到福克纳的《喧哗与骚动》，从印度泰戈尔的《吉檀迦利》，到法国罗曼·罗兰的《约翰·克利斯朵夫》，从日本川端康成的《雪国》，到哥伦比亚马尔克斯的《霍乱时期的爱情》……一幅20世纪以来的文学版图在陆续不断地拼接，组成了斑斓的世情人性画卷，也成了我案头最佳的阅读范本。
搬空了房间，看着自己辛辛苦苦数十年积累起来的藏书，一朝风飞云散，心中不免有点怅然。但想到这么一点书，在自己的身后，不过是太阳下的一滴水，稍一晃动，便会消失于炽烈的阳光之下。进了图书馆，便犹如一滴水融进了大海之中，或者沾益于某个阅读者，使之有了永难干涸的可能。这，应该是它们最好的去处了。
来源：《广西日报》2026年02月06日第016版 [花山·文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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