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左
有一次整理父亲的抽屉，发现一张采购单。纸是那种最普通的信纸，薄薄的，已经泛黄发脆，对折过好几道，折痕处快要断裂了。我小心翼翼地展开它，像展开一片风干的树叶。
字是蓝黑墨水的，父亲的字一向认真，一撇一捺都带着力气，像用凿子刻在木头上。纸的抬头处规规矩矩写着“一九九六年腊月廿三，年货单”。下面便是分门别类的条目了，吃食：五花肉十斤（做腊肉、扣肉），后腿肉五斤（剁馅），猪板油五斤（炼油），带鱼四条（须三指宽），黄花鱼六条，糯米二十斤（磨粉），红豆五斤，花生、瓜子、什锦糖各三斤……
我的目光在“猪板油五斤”上停住了。记忆里，腊月二十五六的清晨，总是被一种特别的“滋啦”声唤醒。那是父亲在灶上炼猪油。巨大的铁锅，雪白的板油切成小块，在文火下慢慢熬出清亮的油来。满屋子都是那种浓烈又踏实的荤香。父亲系着那条蓝布围裙，用长筷子轻轻拨弄，神情专注。油渣渐渐变得金黄焦脆，他总会捞出几块，撒上细盐，放在小碗里。“刚出锅的，最香。”他递给我，“我小时候最爱吃这个了。”
买带鱼必定是赶早集，天还没亮透，父亲就推着那辆老旧的二八自行车出门了。回来时，车把手上挂着鼓鼓囊囊的黑色塑料袋。他进屋，先把冻得硬邦邦的带鱼拎到厨房，说：“今天运气好，抢到了宽的，银鳞都还在。”母亲接过来，仔细端详，用手比划一下宽度，满意地点点头。收拾带鱼是父亲的活儿，他用剪刀刮去银鳞，剪去头尾，剪开肚子。空气里弥漫开一股属于大海的腥气，这气味，后来成了我记忆里“过年”的一部分。
单子末尾的“毛笔一支”，则连着另一番景象。父亲会搬出那张厚重的木方凳，放在堂屋中央，铺开红纸。他裁纸极有耐心，对齐，压平，用小刀沿着直尺的边缘慢慢划开。然后，他提起那支新买的小号毛笔，在磨好的墨汁里润了又润，才落下笔。写得最多的是“福”和“春”。他的手有些抖，写出来的字算不上好看，却方正稳当。写好了，我就端着浆糊跟在他身后，看他踩在椅子上，把红彤彤的春联贴上门框。他总要问我：“正不正？”我喊“左边高一点。”他就小心翼翼地揭下来，重新调整。贴好了，门楣上便豁然一亮，简陋的屋子顿时有了精神，那红色，映着他微微出汗的脸。
我轻轻摩挲着这张纸，那些字迹似乎还残留着父亲指尖的温度。这哪里是一张采购单呢？这分明是一张地图，每一个字都是一个坐标，标记着我们家那些清贫却丰盈的岁月。父亲不是个浪漫的人，他的一生都在和具体的事物打交道：肉几斤，油几两，鱼多宽。他把对家人的爱，对“年”的敬重，都折算成了这些最实在的东西，一笔一画，列在单子上，然后把每一样物品从凛冽的寒风里，从喧闹的集市上，搬回我们这个小小的、温暖的家。
窗外暮色渐合，远处隐约传来几声零星的炮仗响，年又要到了。我把这张脆薄的纸，放回抽屉深处。我知道，父亲的年，其实都在这张单子上了，它永远不会作废。
来源：《贺州日报》2026年02月03日第03版：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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