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晓阳小说《凤凰单车大链饼》的试读印象
■丘文桥
梁晓阳作为蛰伏于桂东南的作家，勤奋、低调，始终坚持笔耕不辍，创作过《出塞书》《吉尔尕朗河两岸》《文学中年》等作品，以对地域文化的深度挖掘、自传体叙事与生态抒写为核心，融合了南方与西北的双重视角，形成了独特的文学风格。其发表于《广州文艺》的小说《凤凰单车大链饼》却突破了之前的固有风格，是一篇新乡土叙事与新南方写作共建“地方性”特色的作品。小说从多个维度诠释了在南方乡村发生的情感故事，背后是对历史、爱情的审视，时间轴线跨度较长，通过城乡之间的链接与回望，从主人公情窦初开展开，在时空交错中揭示人生的无奈与命运的轮回，引发深刻思考。
故事围绕杨芳正和乔丽君二位主人公展开，从他们青春期懵懂的情愫开始，呈现他们以及他们各自家族爱恨交织的故事。小说的背景是20世纪60年代起到今天的桂东南，以回溯性视角呈现二位主人公和他们父辈所经历的传统与现代的冲突，带有怀旧和批判色彩。整篇小说采用现实主义手法，在整体行文的过程中注重情节完整性与人物的典型性，对话语言运用方言土语，凸显在地性语言风貌。和同为北流籍著名作家林白的长篇小说《北流》一样，《凤凰单车大链饼》也以广西北流为地理与文化原点，通过方言、空间记忆等多维度构建出鲜明的南方地域特色。小说在人物对话里大量使用粤语勾漏片系的北流方言，既保留方言的生动性与杂糅性，又在人物对话中形成张力，折射出岭南文化的多元层级。方言和地域文化的深度融合，也契合了新南方写作的范式。因此，《凤凰单车大链饼》是一篇兼具新乡土叙事和新南方写作特点的小说。
在叙事基调上，梁晓阳沿续了他一贯围绕乡土展开的写作路径，既批判现实，又饱含深情，有南方乡土的复杂性，也有质朴的人情味。例如，在描写杨芳正参加工作初始之时，梁晓阳的表述呼应了南方文化的“野生气息”，“芳正因为他的三叔景山关系做了村里的民办教师后，他的父亲队长景河专门给他买了一辆崭新的凤凰牌单车和一块上海牌手表，凤凰单车除了崭新，最显眼的就是它的齿轮链条有一个链饼完全包裹着，高级神秘，其他诸如永久、红棉牌之类的单车齿轮链条上只有一个链盖，简陋单纯……”“凤凰单车大链饼”由此跃然纸上。在山歌王蔡甲有专门为杨芳正和乔丽君编的山歌《高山乜嘢响》之后，新山歌《凤凰单车大链饼》成了点睛之笔，就“山佬歌”里所唱的“凤凰单车”和“上海手表”以及“姑娘”和“电影”等等元素，“我想回过头来继续说说大我十二岁的疏堂侄子杨芳正和天堂村第三任党支部书记乔梓新的女儿乔丽君的故事。”山歌和方言的对话，都有反思现代化进程中的乡村困境，强调地理特质的同时更注重多元文化的交流，以乡村为边缘，坚守乡土记忆，又具备未来性与流动性，正是这些新兴经验构成了小说《凤凰单车大链饼》的包容和跨跃。
在杨芳正的情感主线里，他进城娶了城里媳妇后，独自回乡，明里暗里去看乔丽君的片段被大量铺陈，在错综复杂的历史与人性之间展开灵魂拷问，反衬出他在城市生活中的压抑，以及寻求精神救赎的渴望。这种对比仿若“从黄浊泥水跃进清流”的心灵突围。城乡的切换是真实与虚幻的交织，又是青春时期的模样：“我看到了闪到一边的乔丽君，她满脸绯红，脑袋低垂，慌不择路地逃回教室，那帮人笑容满面地盯着，瞬时又响起了噼噼啪啪的掌声。”然而，蓦然回首却是：“他（杨芳正）的拇指和食指摩擦到了丽君的掌心，两人都像触电一样迅疾缩回手，那张五十元的钞票就像一只彩蝶一样晃晃荡荡地跌进柜台里侧的地板上。”这些细节展现出“失败者的救赎”与精神挣扎，打破了常规的线性叙事，融合魔幻、拼贴的手法，以乡土情感为基调，重构南方经验，与乡土小说中的地域书写形成呼应。
林白的长篇小说《北流》将方言融入叙事肌理，形成“语言考古学”般的文本实验，并通过《李跃豆词典》等附录形式对方言词汇进行“翻译”，是一种创新，也是南方地域文化的多维呈现。而小说《凤凰单车大链饼》没有采用此类“注疏体”的翻译，可能会增加粤语地区之外读者阅读的难度，但梁晓阳的对话语言比较有趣，阅读体验也许会有更多出其不意的趣味性。
梁晓阳的小说以南方地域、民俗、方言的融合固守“新南方写作”的边界，以新乡土叙事展现真实与虚构的交织，通过城市与农村的跨界与生态抒写传递诗意哲思，并在乡土情怀中完成对个人与时代的双重观照。小说既是多重文化碰撞的场域，也是地方人文精神史的地理标签，亦是对中国当代城乡变迁与农村生态问题的深刻回应。
来源：《玉林日报》2026年01月21日第A04版：万花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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