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思奇
多年以后，我在整理旧物时，想起1987年10月28日，潘大林在北京采摘红叶的情形。
这场景是我再次看到红叶后想象的。2025年12月，我在角落发现了一包旧信件。人生倒放，我逐一重温这些信。一封寄自鲁迅文学院的信里夹着两片红叶，它们已经完全褪色，不是《红与黑》，而是“红变黑”。
大林在信里说，红叶本是题诗赠佳人的，他无佳人可赠，便分寄朋友了。大林的“博爱”，是纯粹的编辑与作者之间的关系，或者说是农夫与作物之间的关系。
大林是我老师，也是我朋友，“师”是他对我的加持奖掖，“友”是我对他的没大没小。
我大学从机械系转中文系，上课看小说，下课写小说。士兵未必都想当将军，但写东西的没有人不想发表，手稿印成铅字，就是鲤鱼跳了龙门。我写了一篇小说《淡淡的番桃花》，寄到《金田》编辑部，经大林之手编发，我们就此结下了不解之缘。
我大学毕业后分配到玉林，单位与大林家只有两百米距离。对玉林最温暖的记忆，就是经常到大林家蹭饭，有时是农历节日，有时是周末。他夫人在厨房忙碌，一班狂妄书生在书房坐而论道。我一直觉得大林家的那种从容和热烈，是20世纪80年代社会开放思潮的吉光片羽。我现在还记得他母亲见到我光是笑不说话的慈颜。若干年前，大林一家到北海玩，他已经结婚的女儿还叫我“啄木鸟叔叔”，因为在她小时候我曾送过她一只啄木鸟玩具。
那时候，编辑的座右铭是“为人作嫁衣”，他们都自比“园丁”，要是发现一篇好稿，就会“涂脂抹粉”，加编者按，配照片和简历推出。要是发现一个有潜力的作者，一如养兰花的遇到一株优异的品种，且行且珍惜，得意加呵护。相比之下，作者容易负心得多，经常“一阔脸就变”。要是编辑只会编稿，自己没有作品，一不小心就会让发迹的作者看不起。好在大林能写，经常有作品在大刊面世。他是典型的现实主义，却对我们一班不讲章法的现代主义十分宽容。
我刚毕业不久，《金田》在桂平召开笔会，大林就邀请我参加，让我认识了陆星儿、陈可雄；后来又介绍我加入广西作协，成为当年最年轻的会员；还为我的第一本短篇小说集作序，力荐我参加广西青年作家代表会。如此加持，一如武林前辈希望弟子尽早在江湖扬名立万。
大林对作者的热忱，是全方位的。他在鲁院培训时，我正为工作调动伤神，他叮嘱我该干什么还是干什么，领了一份钱就得干一份活，这原是本分，跟上下左右的关系不要弄得太僵。多年以后，愈发感觉这是诤友忠言。他为我未能留在玉林深感惋惜。调到北海后，供职的期刊因未能落实财政拨款而停刊，他来信表示他虽然不能“话事”，但会想方设法推荐我回玉林的文化单位。
掂着近四十年前从北京寄回的两片红叶，我神思邈邈。当年大林摘下它们，精心挑选，仔细摊开，夹在纸里折好，然后把它投入邮筒，千里飞鸿送到我手里。读着他寄给我的一摞信札，当初只觉得是朋友的交情，现在方才明白，世上竟有如此古道热肠的好人。
“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江水三千里，家书十五行”“洛阳城里见秋风，欲作家书意万重。复恐匆匆说不尽，行人临发又开封”“一行书信千行泪，寒到君边衣到无”……你品，你仔细品，这些关于鸿雁传书的诗歌，是中国人的情感密码和文化财富。现在已经很少有人写信了，感觉不只是一种人际交流方式的结束，更是一个视文字为契约的深情世界关上了门。
来源：《玉林日报》2026年01月21日第A04版：万花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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