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思奇
没有电脑前，写字叫爬格子，现在叫码字，先爬后码了这么多年，但有些题目的文章，却不合适写，硬写就成了赶鸭子上架，还可能累及个人品德，有恬不知耻的嫌疑。
所谓“我的文学之路”就是这样。说文学是路，那些高视阔步走在康庄大道的名家，布这样的道没问题，毕竟他们都有里程碑式的作品，我踩过的算条什么路呢？歧路？弯路？慌不择路？现在也说不清是否迷了路。好在作家契诃夫说过：“世界上有大狗，也有小狗。小狗不该因为大狗的存在而心慌意乱。所有的狗都应当叫……就让他们各自用上帝给它的声音叫好了。”我姑且叫唤几声吧。
契诃夫这句名言，我曾经非常虔诚地抄写在一个“文学笔记本”里，那是大学时的事了，我还抄了他的另一句名言：“医学是我的合法妻子，文学是我的情人。”这个充满低级趣味的比方，戳痛众多贤妻良母脆弱的神经，却恰如其分地表达了他对于文学的态度。
对契诃夫的话不必太认真，更不必作道德评判。作家一般脑洞较大，说话俏皮，经常直通通地揭开人性。
我一直觉得，是我的出身，让我成了所谓的作家：父母都是小学教师，父亲从南京步兵学校毕业，出外闯荡过，家里有那个时代的家庭很少见的藏书。落在这样一块“地”里，遇上合适的气候，一颗种子不萌生痴心妄想才怪。
恰恰就有了这样的气候。70年代末到80年代，许多老作家像从漫长的冬眠中醒了过来——恕我不一一罗列名字，避免有博览群书的嫌疑。他们“炮制”的那些“毒草”，曾经“毒害”过我幼小的心灵，比如《野火春风斗古城》《林海雪原》《青春之歌》《苦菜花》《红岩》《敌后武工队》……有些人的书虽然没有读过，但他们的名字耳熟能详：王蒙、茹志鹊、刘白羽、周而复、欧阳山……还有不少新作家，有的哭诉自己的锁匙丢了；有的说黑暗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用它寻找光明；有的发誓绝不像攀援的凌霄花。
梦想就在这样的背景下发芽，那时“文学青年”比白马王子还令人歆羡，期刊页尾刊登的征婚启事，无一不标榜自己“爱好文学”，这四个字像扈三娘的红锦套索可霎时俘获芳心。“文学青年”如梦的指引，让我无书不读，《三国演义》《水浒传》《虹南作战史》《边疆晓歌》《南方来信》《哥达纲领批判》……看《反杜林论》，也看《伤寒论》，父亲书柜医书里的医案，同样让我读得津津有味。
可能还有“爱情”的驱动。初中时我订了一本《儿童文学》，与一个扎羊角辫的女同学分享。不记得是否曾夹带过纸条，但肯定没有牵过手。我每天在作业本上写主人公叫小明或小刚的所谓小说，异想天开它有一天会变成铅字，印在那本杂志上。
但形势比人强。当时流行的顺口溜是“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也不怕”，还有“一学工来二学医，‘最唔等使’学文艺”。“最唔等使”是老家的土话，翻译过来就是最没出息。高考前一年，父亲谆谆教诲严重偏科的我，作家不是培养出来的，鲁迅、高尔基、高玉宝、曲波都没有念过大学。多年以后，我感觉当时的自己，像是一只填饲育肝的鹅，先是拼命恶补数理化，然后绝望地被送上“屠宰线”——考场。我没想到自己竟然考上了大学机械系，而且是全镇——那时候叫公社——的“状元”。
当作家的念头“死灰复燃”，或者叫初心不改，未谋一面的秦似教授，因为我纯属病急乱投医的一封信，批准我转到中文系。祝愿老人家天国安宁！我像一个饕餮之徒，饱览着令人眼花缭乱的翻译读物，除了读冯尼格、塞林格、福克纳、博尔赫斯、略萨、马尔克斯等人的著作，也读尼采、叔本华、弗洛姆、弗洛伊德等人的。校刊搞了一个文学创作征文活动，登出了我的所谓处女作《五伯爷杂记》，我写在稿纸上的字，第一次变成了铅印。随后被誉为当时“四朵金花”之一的《金田》杂志发表了我的《淡淡的番桃花》，全班第一个登上所谓的文学殿堂。晚自习时，班里两个回头率接近一百的女同学找座位特意坐在我前面，转头问我有没有带着那本杂志。我心慌意乱地从书包里掏了出来。哦，文学多么美好，青春如此多情。
帝国主义“捣乱，失败，再捣乱，再失败，直至灭亡”，我则投稿，退稿，再投稿，再退稿，直到发表。反正投稿不用贴邮费，只需剪去信封的一个角。所有的编辑都待作者如初恋，如果没有采用，会非常客气地回信劝你另投他处。要是信封里只有薄薄一张纸，心里就狂跳不已。
大学毕业前，我代替毕业论文的短篇小说获得了《广西文学》举办的全国大学生文学创作征文奖。作家像一只红柿子，我再踮一下脚就会够着它。理想是任性的向导，我拒绝分配到一间高校，自己联系去了县里的文化馆。我不无偏激地认为学校是一座象牙塔，而我要投身到火热的生活中。多年以后，我才明白，生活无处不在，任何环境都有不同的人生况味。
文化馆的时光自由而蒙昧，愿景像一枚钓钩，引诱着我。因为没有办公室，单身宿舍就是我的岗位，除了读书就是爬格子。每天晚上，一壁之隔的新办公楼二楼舞厅，男女蹁跹，音乐喧天，荷尔蒙气息扑鼻。80年代末的舞会是国人释放活力的闸门。我窝在四楼的房间，耳朵里塞着棉花，对着稿纸发奋或发呆，老僧入定般写我的小说，纸筐里永远盛满揉成团的稿纸。顺便说一句，我写作从来不拟提纲，开头一句写对了，往下就会像损坏的水龙头，想关也关不住。
如此心无旁骛，还因为有一班经常聚会的文友：《金田》杂志主编潘大林是没有师道尊严的老师，欧文、陈表胜，还有其他的不速之客。陈表胜是编故事的高手。外语系毕业的欧文则像一台纺织机，那些欧化的句子文不加点，张牙舞爪出现在稿纸上。每次到他的住处，我都能读到厚厚的一摞。
我很快感觉文化馆不是久留之地，无法接触到什么名家。经大学老师推荐，一番折腾后调到了北海。文学像《国际歌》一样，能让你很快找到自己的同志。我被拉进了北海的滨风文学社，但更多时候是独来独往。
计划没有变化快，我没想到自己很快就转行了，先在企业当文秘，然后做记者，然后回到机关，我从文学的路上开了小差，感觉自己一路溃退，从写小说退到写杂文，再到写新闻评论，最后到写各种材料。
博客风行时我开了博客，随后开了公众号。文字的感觉还在，但小说再也写不出来。近二十年记者生涯，让我触觉灵敏，想象力退化，因为小说永远赶不上生活魔幻，于是写童年，写往事。我把无意得之的长篇散文《生于六十年代》寄给陈建功老师，约半个月后，接到他的电话，告诉我书稿完全够得上出版标准，同时让我别急着出书，把空白的地方补上，这书会更有价值。我没听劝，我渴望有一本让人认可的书，证明我中学时在作业本上的划拉，还有大学里从工科转到文科，并非人生的无厘头。书出版后，在我完全不知情的情况下，获得了广西文艺“铜鼓奖”。2022年我加入了中国作协，应了那句话，起了个大早，赶了个晚集。
文学是一条湿滑的路，这条路上无数的人摔跤、退出，搞文学变成被文学所搞。我见过被文学搞得最惨的一位，他用扁担挑着两大袋子的稿件，有若干部长篇小说、中篇小说，还有好几部电影剧本，闯进一个笔会，他买稿纸的钱是骗老婆、买油、买盐省下来的。他说，老婆面前不讲真，朋友面前不讲假，我写东西，就是为了让我的孙子自豪地宣称，我的爷爷是作家。
综上所述，我觉得要当作家，一是喜欢，要有梦；二是多读书、多写，三要有机缘，当然天赋必不可少。互联网时代，文学艺术的门槛更低了，如果想写东西，太容易得手，特别是有了AI。AI可以满足大多数人阅读的需要，会让你误以为它就是文学。如果你还想当作家，先得明白文学不是“技术学”，是“人学”，是从你心灵中流露出的“我”。
来源：《北海日报》2025年12月06日第06版：沙龙 副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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