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益君
每年元旦前后，父亲总要往镇上的老文具店走一趟。回来时，手里便多了一本日历，是那种最朴素的，红塑料皮，印着金色的“福”字的日历。到了元旦，他便搬来凳子，站上去，小心翼翼地把旧日历取下，再把新的挂上。
我总觉得父亲守旧。“爸，这上头什么都有，万年历、节气、备忘录，还带提醒。您这纸日历，多占地方。”我晃着手机，父亲不说话，只是仔细调整着挂历的红绳，让本子不偏不倚地垂着。调好了，他用手背轻轻拂了拂塑料封皮，像在抚摸什么活物。半晌，才说：“你那东西，太轻。”
我那时不懂这“轻”是什么意思。我的日子在手机屏幕里流转，手指一划就是一个月，再一划，一年就过去了。日历挂在墙上，成了背景里一片沉默的红，和我隔着两个时代的距离。
那年冬至，母亲住院，我回家照看。那几日阴冷，医院家里两头跑，心里乱糟糟的。冬至那晚，安顿好母亲回来，已近十点。堂屋里没开灯，只有灶间的余光微微透进来。父亲背对着门，站在日历前。
他没有翻页——冬至那一页早上已经翻过了。他只是站着，抬起右手，用拇指和食指的指肚，轻轻捻着已经翻过去的那一沓纸页。然后，他的手停住了，落在十二月某一天的位置，在那页纸上停留了很久。借着微光，我看见那一页的空白处，有他用铅笔写的几个小字：“英子入院。”那是母亲的名字。
我忽然被钉在原地。那“窸窸窣窣”的声音，像一把很钝的钥匙，忽然打开了记忆的锁。我想起来，这声音原来一直都在——童年清晨醒来，听见的；深夜温书时，隐约传来的；每次离家前回头，瞥见父亲站在日历前时，那寂静里藏着的，就是这声音。它不是翻书声，是日子与日子摩擦的声音。
父亲察觉到我的存在，手放了下来，有些局促地搓了搓。问道：“回来了，你妈今天怎么样？”
“稳定些了。”我走近，第一次认真看那本日历。被我忽略的细节，此刻清晰地浮现：清明那天，写着“上坟”；我生日那天，画了个小圆圈；立夏，记着“浸谷种”；八月里我出差回家的日子，写着“平归”。字都很小，很淡，像是怕惊动了什么。有些日子的纸张颜色明显深些，像是被反复摩挲过；还有些页角微微卷起，形成柔软的弧度。
我伸出手，学着他的样子，去捻那些过去的纸页。指尖传来的触感丰富得令人心惊——有的光滑，有的毛糙；被写过字的地方微微隆起。我明白了父亲说的“轻”。手机里的日历没有重量，没有质地，没有记忆。它只是一个无限延伸的虚空，删掉一条记录，就像从未存在过。而墙上的日历，每一天都是有形的。
母亲出院后，我悄悄做了件事。我把父亲近十年的旧日历都找了出来——他竟都收在樟木箱底，用牛皮纸仔细包着。我花了一个周末，把上面所有他记下的事，用表格一字一字录下来。
录到最后，手指发颤。这些散落在时间荒原上的碎片，拼凑起来，竟是一个普通农民、一个父亲最完整的心灵史。那些我以为他早已忘记的、我成长中的点滴，那些家庭历史的关节点，那些他独自经历的阴晴雨雪，全都安安静静地躺在这一个个小字里，躺在被岁月熏黄的纸页上。
如今，我也养成了习惯。每天睡前，去日历前站一会儿，捻一捻过去的纸页，听听那“窸窸窣窣”的声响。在某个重要的日子，也用铅笔写上几个小字。我知道，当这本日历变薄，最后被父亲收进樟木箱时，这些寻常的、有痕有迹的日子，便有了特殊的分量，成为丈量我们共同走过的时光的尺度。
来源：《贺州日报》2026年01月14日第03版：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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