韦军舰 | 空房子

■韦军舰

　　我们搬走了，房子空了。

　　可有些东西，比砖瓦更耐风雨。

有家

　　桂中偏西的大石山区，山峦如刀，石头比土多。在乱石堆里，藏着两个小屯：之法屯与卡细屯，相隔十个山坳，壮年男人走上一个小时才能到达。

　　1933年，父亲生于之法屯，那时江南乡属恩隆县；1934年，恩隆与思林合并为田东县，江南等四乡划归新设的平治县。同年，母亲出生在卡细屯。他们说一样的话，唱一样的山歌，拜同一片山神，都是平治县民。

　　父亲排行第八，男孩中老六，分不到地，也轮不到屋。成年后，他做了杨家上门女婿，落户卡细屯。按旧俗，子女应随母姓，但外婆宽厚地说：“姓随你爸，人留下就行。”于是我们用父姓，却称外婆为“奶奶”，大舅为“伯父”。表亲成了堂亲，神台上写着“（杨韦）氏历代宗亲”——血缘可守，情义不破。

　　平治县治在榜圩，父亲说去赶圩就是“进城”，连天都显得低些、暖些。卡细屯九分石头一分土，石缝点种玉米，每年缺粮三五个月，日子薄如山风。可那时，我们在地图上有归属——哪怕穷，也不算漂。

离家

　　1949年秋，平治县城解放，大伯参加了队伍。1951年，平治县撤销，江南乡划归都安。父亲18岁，刚能挑一担玉米下山，却扛不动一张地图的变动。从此，榜圩成了“外县”，卡细屯成了都安最西的边角。

　　山没变，话没变，清明祭祖的方向也没变——父亲仍朝榜圩的山头烧纸。户口本换了颜色，公粮交到都安，孩子读书要走更远的山路。行政上是都安人，语言上是平治人，情感上，我们是谁？父亲说，心像踩空了一级石阶。

　　1985年，我在都阳中学读高中，寒暑假背一袋玉米面，走同一条石阶路回卡细屯。1988年高考结束，我按信上地址坐车到平果榜圩岜旧屯——那是父亲1986年搬去的新家。

　　可我没到过那地方，不知新家在哪。

　　站在村口，竟向路人问：“我家在哪？”

　　这话成了亲戚笑谈多年。

　　——一个高中生，考上了大学，却找不到自己的家。这笑话听着冷，一点不好笑。

　　同年10月，大化瑶族自治县成立，江南乡又划归大化。我在河池读书，父母已在榜圩安家，我们的户籍却留在石头山里，成了“大化人”。

　　1992年，我分配到榜圩镇政府，从此扎根。后来调至平果、百色，人越走越远，心却从未离开这片语言相通、风俗相同的土地。

回家

　　1986年冬，父亲决定全家搬回榜圩。他跑了几趟派出所，被告知户口要等指标。父亲等不及：“人先回去，户籍慢慢办。”

　　搬家那天，天冷雾浓。父亲把门后记录我们身高的刻痕，用布小心包好带走。母亲回头望了一眼老屋，没说话——那是她的心血，她的灵魂。老屋留给舅舅住，她反复叮嘱：“护好这房子。”那屋是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父亲亲手打砖烧瓦建的，在当时算得上大户。

　　从卡细屯到榜圩，直线距离不过十几里，中间却隔着三十七年的行政区划。我们在岜旧屯安家，孩子上学，父亲种地、赶圩、听山歌。可户口本上，我们仍是“大化江南”人。1990年人口普查，我们被记为流动人口；直到1992年8月，户籍才终于迁回平果榜圩。

　　那六年，我们是“身在平果，户籍在大化”的流动人口。父亲从不抱怨，只说：“人回来了，户籍迟早也会回来。”他在新屋门楣上贴自己写的行书对联，泥瓦房便有了文气。这是屋，更是家。

　　父亲从之法屯走到卡细屯，是“成家”，也是“离家”；从卡细屯迁到榜圩，是“离家”，也是“回家”。

　　而我，从卡细屯出发，经都阳、河池、榜圩，再到百色，看似越走越远，其实每一步都在靠近同一个声音——那是壮语里的“啃矮（吃饭）、哏喽（喝酒）、刀瓜嘛（回来了吗）”，是山歌里的“呗侬唉”，是无论户口本怎么改，都改不掉的腔调。

　　如今，老屋虽空，但家未散。

　　空房子从不是岁月的留白，而是盛满深情的容器。行政区划会变，居所会迁，但血缘的羁绊、乡音的烙印、情义的温度，早已超越砖瓦，成为心底最坚实的锚。人生本就是一场来来往往的迁徙，真正的家从不在地图上，而在那些刻进生命的牵挂与坚守里，指引我们无论走多远，都能找到心灵的归途，让每一次出发都有底气，每一次回望都有暖意。

来源：《右江日报》2025年11月11日第A03版：澄碧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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