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炼
前阵子整理书柜，一本泛黄的剪报本“啪嗒”掉在地上。捡起来拍了拍，“2003年”的字样还清晰可见，随手一翻，全是当年给报刊写的读者来信，密密麻麻的铅字里，藏着我刚参加工作时的“愣头青”模样。如今再读这些文字，恍然发觉，人生的伏笔往往藏在最朴素的坚持里。
20世纪90年代末，我在乡镇小学站稳脚跟，成为一名乡村教师。彼时的学校条件简陋，教室窗户漏风，冬冷夏热；教师宿舍是颇具年代感的砖瓦房，墙壁斑驳，透着股陈旧的味道。除了教书育人，我每天都会提笔记录，把田间地头的见闻、自己的所思所感写进日记本里。每逢圩日，我总爱在放学后往街头跑，揣着相机找新闻素材，拍新闻图片，乐在其中。那时听得最多的就是乡亲们的念叨：“几时得翻修这个旧市场就好了，乡里没个像样的市场，卖菜只能蹲在路边。遇上下雨天，一脚泥一脚水的，太不方便了。”年轻气盛的我见不得群众受委屈，心想着“光念叨没用，得让更多人知道”。
于是，我揣着个小本本，在去学生家里开展家访时，顺便把乡亲们的诉求一条条记下来，晚上在昏黄的日光灯下熬夜整理。那时候哪懂什么写作技巧，全凭一股“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劲儿，写的都是大白话，句句都是实在事。第一篇稿子投给了《河池日报》，题目记不太清了，大概是反映村里期盼修路的事，没想到没过多久居然在《读者来信》版面刊发了。看着自己的文字变成铅字，我欣喜若狂，和几个同事凑在一起喝了点小酒，醉意里全是难以言表的激动——那是为民发声被看见的喜悦，直白又热烈。
有了第一次的成功，我就像打开了“话匣子”，成了乡里的“专职记录员”。学校缺教学设备，我写；村民盼建文化活动中心，我写；就连哪个村的农田灌溉出了问题，只要乡亲们跟我反映，我都掏出本子记下来。稿子写得多了，投的报刊也越来越多，《广西日报》《人民日报》等都刊发过我的“大作”。印象最深的是发表在《河池日报》的那篇《凤凰群众急盼扩建农贸市场》，稿子见报后没几天，县里相关部门就下来调研，当年就把旧市场翻新重建了。开业那天，乡里鞭炮齐鸣，乡亲们脸上笑开了花，我走在热闹的人群中，满心自豪。原来，我的文字真能帮群众圆了心愿。
写的稿子多了，我也有了不少“江湖名号”。报社的编辑老师担心我一个年轻老师因直言不讳得罪人，特意给我起了好几个笔名：“过路人”“鸣不平”“同情者”，光看这些名字，就知道我当年写的多是些“替群众说话、敢较真碰硬”的稿子。那时候真是无所顾忌，只要是关乎民生的事，不管是谁的“一亩三分地”，都敢提笔写。当然，写得多了，有人高兴也有人发愁，偶尔会有熟人旁敲侧击地劝我“少管闲事”，但我总觉得，群众的事没有闲事，能为他们发声，是件光荣的事。
我万万没想到，这些“打抱不平”的稿子，居然把我“写”进了县政协的会议室。2001年的一天中午，学校办公室突然接到县政协的电话，通知我去参加一个写作座谈会。我当时吓了一跳，心想“我没写什么出格的稿子吧？怎么还惊动县政协了？”挂了电话，我从学校驾着摩托车，忐忑地往县政协跑。下午一进会议室，全是陌生的面孔，我赶紧找了个最角落的位置坐下，大气都不敢喘。
会议开着开着，突然有人喊我的名字，让我上台。我晕乎乎地站起来，走到台前，就见时任县政协办公室主任黄甫庭递过来一个红本本——居然是聘书！上面写着“聘请黄炼同志为县政协社情民意信息采集员，聘期两年”。我当时整个人都懵了，脑子里全是问号：“社情民意信息采集员？这是干什么的？”
散会后，我赶紧拉住黄主任，急切地问：“黄主任，我平时就会写点读者来信和新闻报道，别的可不会，这个采集员具体要做什么啊？”黄主任笑着拍了拍我的肩膀，说：“小老弟，你不用担心。你平时在报纸上写的那些稿子，都是群众的心里话、实在事。我们找你当采集员，就是想让你把这些心里话收集起来，不光要把问题说清楚，还要琢磨琢磨怎么解决，然后报给我们。简单说，就是给党委、政府和群众之间搭一条‘悄悄话通道’，让民意能精准传上去。”
听了黄主任的话，我仍半懂不懂。接下来的两年，我成了县政协办公室的“常客”，每次去都揣着五六篇稿子，全是从乡亲们那里收集来的诉求，各式各样的信息都有。黄主任也不嫌弃我写得粗糙，每次都耐心地帮我修改，告诉我哪些内容要重点突出，哪些建议要更具体。至于这些稿子最后有没有被采纳，我当时也没多想，只觉得能把群众的话传到“上面”去，就完成任务了。现在想来，那时候的自己就像个“民意搬运工”，傻乎乎地往前冲，却不知道自己搬的这些“干货”，其实是党委、政府决策的重要参考。
命运这东西，有时候真挺有意思的。后来我从学校调到宣传部门，之后又有幸成为《河池日报》社记者，挖掘社会新闻成了我擅长的领域，每天背着相机、拿着笔记本，穿梭在河池的山山水水间。瑶寨、山村、乡镇、企业、学校、党政部门等等，都留下了我的脚印。我还是老样子，专挑群众关心的事写，民生关注、民情呼声、民意表达，只要是能帮群众解决问题的，我都乐此不疲。
十年的记者生涯，我不光写了不少见报的好新闻，还写了很多“不上报”的内参。内参这东西，可比读者来信严肃多了，得有根有据，还得提出切实可行的建议。记得我和剑锋采写的《教师体检政策为何叫好不叫座？》，直指当时一些地方落实教师体检政策不力的痛点，引起市委主要领导的重视；和剑平采写的《扶贫电视哪能拿来拍卖？》曝光了某村违规处置扶贫物资的乱象，相关责任人很快就被查处；还有《彩条布下的小学》《乡村教师在恐惧的阴影下生活》等新闻报道，都得到了各级领导的批示，推动了一批民生问题的解决。
那时候跑新闻，真的是“拼了命”。有一次去都安瑶族自治县一个偏远瑶寨采访，山路崎岖，摩托车都开不进去，我和瑞龙主任徒步走了两个多小时，走到口干舌燥。到了寨子里，看到孩子们在漏雨的教室里上课，桌子是用木板拼的，椅子是用石头垒的。我立即掏出笔记本，蹲在泥地上就开始记录，生怕漏掉一个细节。晚上在群众家里借宿，就着昏暗的灯光写稿子，蚊子嗡嗡地围着转，脸上手上全是包。现在想想，当时的那股劲头，全是因为想着为群众解决问题。
后来，我兜兜转转辗转了好几个岗位，如今到了市政协研究室，负责社情民意信息的把关审核工作。这下好了，以前是自己写稿子给别人看，现在是看别人写的稿子，身份变了，责任也更重了。每次面对委员们报来的社情民意信息稿件，我都得逐字逐句地审核，看看语言表达清不清晰、问题找得准不准、建议提得实不实，容不得半点马虎。
常有人问我，写社情民意信息和写读者来信、新闻报道有什么区别？我总跟他们说，读者来信是“大声喊”，要让所有人都知道群众的难处；新闻报道是“客观说”，要把事情的来龙去脉讲清楚；而社情民意信息是“轻声说”，是把群众的心里话、实在事，精准地传递给党委、政府，为决策提供参考。
也有人说我是社情民意信息写作的“老兵”，毕竟从当年的采集员到现在的审核员，算下来也有二十几年了。但我总觉得自己还是个“新兵”，因为民生问题层出不穷，群众的诉求也在不断变化，我得不断学习、不断调研，才能跟上时代的步伐。现在去基层调研，我还是喜欢揣个小本本，跟乡亲们拉家常，听他们说心里话。有一次在县里调研，有群众跟我反映：“现在条件好了，很多孩子们进城读书，可是一到周末一些留守孩子没人管，三五成群地骑共享电动车，有的三四个人骑一辆，险象环生，应该管一管。”我赶紧把这个信息记录下来，回来后写了一篇关于加强共享电动车管理的社情民意信息，后来相关部门还针对这个问题开展了专项整治。
回头看自己这二十几年的写作生涯，从“过路人”“鸣不平”这些充满江湖气的笔名，到“社情民意信息采集员”“审核员”这些朴实的身份，变的是岗位和称呼，不变的是“替群众说话、为群众办事”的初心。我常常跟县里的同行交流说：“写社情民意信息，不用追求‘高大上’，也不用刻意‘煽情’，只要把群众的真实诉求写出来，把解决问题的实在建议提出来，就是一篇好信息。”因为政协的社情民意工作本来就是最朴实的工作，它不搞花架子，不做表面文章，不用追求华丽的辞藻，也不用追求轰动效应，只要朴实、真实、管用就行。
其实人生就像一场漫长的倾听与传递。从当年揣着小本本在圩市街头记录乡亲们的念叨，到如今带着调研本深入基层打捞最真实的诉求，岗位在变，身份在换，不变的是对“人心”二字的敬畏。那些藏在烟火日常里的期盼与艰难、那些被忽略的细碎困扰，从来都不是无关紧要的“闲事”，而是构成生活本身的基石。所谓为民发声，从来不是什么宏大的命题，不过是把“有人盼修路”“有人愁市场”“有人忧孩子安全”这些朴素的心愿，一字一句地记下来、传出去，让那些沉默的声音被听见，让那些微小的期待被回应。
来源：《河池日报》2026年01月19日第007版：红水河副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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