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聂柟
乡下早晨十分寂静，可只要巷口传来“叮铃叮铃”的铜铃声，村里的孩子都开心地从各家屋里跑出来。那是吹糖人刘师傅来了——现在再想起这铃声，已经模模糊糊的，像被风吹淡了，一琢磨，心里就有点空落落的。
记得刘师傅总穿件洗得发白的蓝布褂，挑着副旧木担子，两头用麻绳捆得结结实实。前面的柜子是深褐色的，柜面上嵌着块圆木盘，磨得光溜溜的。盘上用红漆画了格子，“孙悟空”“大公鸡”“小鲤鱼”写在格子里，有的漆掉了，露出木头的纹路。木盘中间的转杆缠了几圈旧棉线，杆顶的小铁针有点锈，可一转起来，我们的心都跟着跳。担子后面的炭火炉子总冒点青烟，黄铜小锅里的饴糖熬得黄澄澄的，甜香味混着炭火味，飘得满村都是，比啥零食都诱人。
每次刘师傅放下担子，我们就跟一群小麻雀似的，“轰”地围上去，手里攥着各种能换糖人的东西——我攒了半个月的牙膏皮，小胖藏在床底下的废铁皮，还有阿妹用红头绳扎着的玻璃球。母亲偶尔给我两分钱，我攥在手心里，汗把钱弄湿了也舍不得松开。上次我用三个牙膏皮换了个“小鲤鱼”，糖在嘴里化了好久，连最后一点渣都咽了，那甜味，让我好几天做梦都笑。
“别挤，一个一个来！”刘师傅笑着把转杆推到我跟前，他的手糙得像老树皮，指缝里还沾着点糖渍。我深吸一口气，用手指轻轻一拨，转杆“吱呀”转起来，铁针在格子上跑得飞快，我们喊着：“鲤鱼！鲤鱼！”可转杆停下，铁针偏偏指在最小的“小兔子”格子上。我耷拉着脑袋，刘师傅从锅里揪出一团饴糖，在手里揉了揉：“兔子也挺好，软乎乎的，比鲤鱼乖。”他的手看着粗，却灵活得很，捏个坑，拉出根糖管，凑到嘴边轻轻一吹，糖团就鼓起来，再用小剪刀修修耳朵、捏捏爪子，最后用黑糖稀点上眼睛——没一会儿，一只竖耳朵的兔子就插在竹签上了，太阳一照，亮闪闪的。
那时候的午后过得慢，刘师傅的铜锅里熬着饴糖，也熬着我们的童年。小胖转到“孙悟空”，刘师傅就多捏根金箍棒；阿妹想要“花蝴蝶”，他就用粉糖稀捏出薄翅膀。我们举着糖人，在巷口老槐树下跑着闹着，糖汁顺着手指往下滴，在青石板上留下甜甜的印子。直到烟囱冒起烟，母亲喊我们回家吃饭，我们才不情愿地散开，回头看，刘师傅还在收拾担子，蓝布褂的衣角在风里飘着。
后来我去县城读书，就很少见刘师傅的担子了。有年春节回家，我特意绕到巷口，只看见光秃秃的老槐树，铜铃声没了，甜香味也没了，几个孩子抱着包装好看的糖果，蹲在石磨旁玩手机，没人提吹糖人。母亲说，刘师傅年纪大了，挑不动担子了，他儿子去城里打工，那副旧木担子，早扔在柴房角落，落满了灰。
去年再回乡下，巷口盖了新楼房，老槐树被砍了，青石板路换成了水泥地。偶尔跟村里老人聊天，说起吹糖人，他们也只是叹口气：“现在的孩子有手机有零食，谁还稀罕那东西。”我忽然想起刘师傅熬糖的铜锅，想起转杆上的小铁针，想起那些攥在手里、甜在心里的糖人——它们就像被风吹走的蒲公英，落在时光的缝隙里，再也找不回来了。
现在再听见“吹糖人”这三个字，只能从旧照片或者老人嘴里听到。那“叮铃叮铃”的铜铃声，那甜丝丝的饴糖香，还有刘师傅糙手里捏出的糖人，都成了过去的事。它们藏在童年里，像一颗化了的糖，留下点甜味，也留下点怅然——原来有些好东西，真的会跟着时光走，慢慢远了，只能在回忆里找着点影子。
来源：《贺州日报》2026年01月14日第03版：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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