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锋耀 | 鞋子

■吴锋耀

鞋子，是现在人们生活的必需品，然而在过去那个一日三餐都成问题的年代，却是一件弥足珍贵的物事。

2013年10月，国庆节假期，我们乔善中学78届的高8班、高9班搞了一个高中毕业35周年同学聚会，夫人在帮我整理小学到大学期间的毕业照片时，惊奇地发现——小学毕业合影中，站在前排的学生有几个是打着赤脚的，而我是其中之一；初中毕业照中，我还是打着赤脚站在前排的学生。

我出生于20世纪60年代初（1962年），家在罗城仫佬族自治县乔善乡乔善村街上屯，父母都是老实巴交的农民，还要抚养我们姐弟六人。父亲长年患有肺病，干不了重活，工分挣得少，家里因此十分贫困。每年四五月青黄不接时，揭不开锅是常事。我们家小孩身上穿的衣服就更不用说了，基本上是捡富裕亲戚家小孩穿旧的衣裤，再经缝缝补补后将就着穿。鞋子就更没法保障了，我从会记事起，不论热天还是冷天都是经常打着赤脚的。直到读初一的冬天，才有了第一双鞋子，那是母亲亲手做的土布鞋。而这仅有的一双鞋子，我只有上学时才舍得穿，其他时间还是打赤脚。到了读高一的夏天，我才有了人生中的第一双塑料凉鞋。

从小学三年级到初中毕业的那几年，我都会利用星期天和放学后的课余时间为乡供销社的饮食店做煤球，挣点小钱来买笔和作业本。由于都是打着赤脚做煤球，时间一长脚板底都变黑了，脚后跟皲裂了，裂缝处也是黑黑的。1978年7月我参加高考，幸运地考上了大学，在县医院体检时，检查的医生发现我变黑的脚板底和皲裂的脚后跟，问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我如实告知，这位医生听后感慨道：“这么贫苦的家庭，孩子从小吃了这么多苦，还能考上大学，这毅力真的太不可思议了。”

刚到右江民族医学院读书时，不少同学穿的是皮鞋，还有时髦的波鞋（运动鞋），而我穿的仍然是母亲做的土布鞋。后来，学校给我发放了少数民族学生困难补助费，我才买了一双胶鞋（当时叫“解放鞋”）。大二那年，在学生会的号召下，不少同学都利用课余时间学习小提琴演奏，我们宿舍就有3名同学买了价格不菲的小提琴来学习。没过多久，有一位同学拉得还真的不错，但我羡慕的不是他拉小提琴，而是他在拉小提琴时一只脚踏在凳子上露出的那锃亮的皮鞋……“我什么时候才能有这么一双漂亮的皮鞋啊？”

1983年8月大学毕业，我回到家乡的乡镇卫生院工作，也一直想买一双皮鞋，但微薄的工资除了自己的基本开销外，还得资助家里买种子、化肥、小猪等，最后所剩无几。对皮鞋的渴望，从大学时单纯的羡慕，渐渐变成了参加工作后一种现实而无奈的奢望。1987年10月，我调到县卫生防疫站工作，弟弟也长大成为强劳动力，农村老家的状况有了很大改善，需要资助的地方也少了。站里的一位老同事见我仍穿胶鞋，就善意提醒我：“锋耀，你现在大小也是一个科主任了，外出学习开会多，应该有双皮鞋才是。毕竟你到外面可是代表我们罗城卫生防疫站的形象啊！”就这样，我买了平生里的第一双皮鞋，还是那种价格比较便宜、没有鞋带的简装马口皮鞋。第一次穿上皮鞋时的开心劲与脚对皮鞋不适应的尴尬并存的感觉，深深地烙在我的脑海里，仿佛就发生在昨天。

1993年，我调到南宁市第三人民医院工作，从山区小县城来到省会大城市，我发现大家在穿着方面差别很大。大城市里的同事们普遍都比较注重穿着，男医生一年四季几乎都是穿着皮鞋上班。随着家里经济状况的逐渐好转，为了更好地融入城市的工作环境和维护好自己的医生形象，我也开始穿着皮鞋上班。到南宁后的头几年，我的衣服、裤子大多是夫人陪同我去商场买，后来我不怎么去商场了，所有衣服、裤子都是夫人按着测量好的尺寸代我去买，且都很合身。唯有鞋子，还是得由夫人陪同我到商场选购，因为鞋子必须现场试试合不合脚，尤其是皮鞋。最开始，是到新华街的街边摊或者和平商场里找便宜的鞋子，后来就到百货大楼、梦之岛、百盛这些商场选购那些价格适中、穿着舒适的国内品牌鞋子。

今年7月，趁着暑假儿媳休息可以照顾两个孙子，我便和夫人决定去新疆旅行。出发前，夫人提醒我要不要买双新的运动鞋穿，毕竟是半个月的旅行，鞋子舒服很重要。退休后，我日常穿的都是舒适的休闲衣裤，鞋子也是一双黑色的运动鞋，基本可以应付日常的各种场合，穿着也舒服，我觉得没必要再去买新的鞋子。新疆之旅结束，我的鞋子也功成身退，这才不得不去买双新鞋。看着这双新鞋，我感慨万千。

关于鞋子，有一句话是这样说的：“穿布鞋的羡慕穿皮鞋的，没有鞋子穿的羡慕有鞋子穿的，没脚（部分残疾人）的羡慕有脚的。”这句老话，我体会尤深。从赤脚到布鞋，再到皮鞋和运动鞋，这一路走来，鞋子的变迁，不仅见证了个人的苦尽甘来，更映照出一个时代的巨大进步。如今，我最大的愿望并非拥有更多的好鞋，而是珍惜脚下这双鞋，安稳从容地走好每一步。

来源：《河池日报》2025年11月10日第007版：红水河副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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