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诚龙
明代李东阳论时文，曾指出文人的三种浊气：“秀才作诗不脱俗，谓之‘头巾气’；和尚作诗不脱俗，谓之‘馂馅气’；咏闺阁过于华艳，谓之‘脂粉气’。能脱此三气，则不俗矣。至于朝廷典则之诗，谓之‘台阁气’；隐逸恬澹之诗，谓之‘山林气’，此二气者，必有其一，却不可少。”
李公所言之“五气”，称三气当弃、二气当留，实则未必。台阁气的端庄，多数成了端着模样，比秀才头巾气好不了多少；山林气若是真意还好，可偏偏假意居多，天天回忆山林，文文都写乡村，叫他回农村，打死他也不肯，恰是“翩然一只云中鹤，飞来飞去宰相衙”的写照。
李公“五气”之论，或废或留，姑且不议。这里要提的，是另一种更俗气的“蒙学气”。此气非作诗之病，而是论诗之弊，袁枚早有针砭，称“宋人之诗可存，宋人之话可废也”，所谓“宋人之话”，即指诗话、诗评乃至各类文学批评。汤右曾的论断更激进：“诗话作而诗亡。”
袁枚之论，起自宋人诗话的蒙学气，汤右曾的激愤，想来也因于此——这种习气，把诗给害死了。皮光业有诗云：“行人折柳和轻絮，飞燕含泥带落花。”本是佳句，裴光约却訾之曰：“柳当有絮，燕或无泥。”张继“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亦是千古绝唱，欧阳修却讥讽“夜半无钟声”。这正是诗话里典型的蒙学气。
“飞燕含泥带落花”何其鲜活，裴光约却横加讥诮，还诘问“燕或无泥”。殊不知，燕子衔泥筑巢乃自然常态，他竟反问“何时见过鸟吃泥巴”？毫无常识却妄评诗言语，可谓斯文扫地。此等批评，全凭无知者无畏的盲目底气，装作全能全知，垄断知识和真理，批评时顾盼自雄，想来是只读圣贤书，从未亲眼见过燕子衔泥。若能稍作查证，也不至闹此笑话，偏偏急吼吼地搞起文学批评来了。至于夜半钟，亦非子虚乌有。彭乘曾亲赴姑苏验证：“予后至姑苏，宿一院，夜半偶闻钟声，因问寺僧，皆曰：‘固有分夜钟，何足怪乎？’寻问他寺皆然，始知半夜钟惟姑苏有之，诗信不缪也。”
未曾亲见亲闻而便妄加非议，可以理解；袁枚说的另外一个诗话者，更让人瞠目结舌。有人盛赞杜诗之妙，一经生却揪着“浊醪谁造汝？一醉散千愁”发难：“酒是杜康所造，而杜甫不知；安得谓之诗人哉？”其迂腐酸气，可见一斑。
蒙学气浓厚的批评家，最爱用反问句造势，气势汹汹却毫无理据。更典型的是，他们常以“常识”“开蒙”“逻辑”三板斧评判一切：张口便是“这是常识”“我来给你开蒙”，还动辄质问“学点逻辑好不好”。他们常以一知半解来解读万物，以基础知识丈量高端学问，拿有限认知当万能标尺——合其认知者便是“先进”，不合者即为“愚昧”。就连“千里莺啼绿映红”的诗性想象，也会被他们诘问“谁人听得？谁人见得”，全然无视文学的浪漫与夸张。
“诗话作而诗亡”，袁枚起初不解汤右曾这种激愤，后来看到了那么多批评家满溢的蒙学气，才叹服“宋人之诗可存，宋人之话可废也”。恼火的是，蒙学气批评家学识有限却优越感十足，批评气势拉满到爆箍之足，恰如袁枚所言：“痴人说梦，势必至此。”
来源：《北海日报》2025年12月17日第06版：繁花 副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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