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东光
这件事，我是多年后从亲戚的闲谈里偶然听说的。母亲说那话时的语气究竟是烦躁还是无奈，我不得而知。只知道在我还没出生时，我的存在似乎就已是一种的负担。这话像一根极细的刺，悄悄地扎进了我的心里，年深日久，渐渐让我觉得自己是一个多余的，不讨人喜欢的孩子。
童年时，我生活在农场。我的哥哥，从小有牙龈出血的毛病，父亲带他辗转北海、东兴求医。诊断是血小板减少，难根治。从此，父母的眉宇间，便锁上了一层愁云。花生收获时节，家里总要买上许多，储存起来，日日叮嘱哥哥吃些，说能补血。那坛花生成了哥哥独享的“药方”。
可那时，我也是个嘴馋的孩子。父母的偏爱像一堵无形的墙，把我隔在了外面。于是，我趁他们出工时，仗着身子瘦小，从窗户木栏间钻进去，慌慌张张地伸手到坛子里抓几把花生，塞满所有口袋。一路走一路吃，也分给玩伴。坛子里的花生少了许多，父母见了十分高兴，以为都是哥哥吃掉的。我躲在一边，看着他们为哥哥舒展的笑容，心里是涌起说不清的滋味。
上了初中，分别对待更分明了。哥哥不用和我们一样自带米、柴和一成不变的咸菜去食堂蒸饭。他另起了小灶，和老师们一起吃。我的饭盒里是黑乎乎的咸菜疙瘩，他的碗里总飘着油汪汪的肉香。这气味的差别，在我心里划下了一道沟壑。
那年春节，已参加工作的哥哥从武鸣回来。饭桌上，摆出了一年里最难得的丰盛。父亲郑重地装了两小碗猪肉，推到我俩面前。肉香扑鼻，是过年最隆重的仪式。可紧接着，母亲的筷子动了。她很自然地将我碗里不多的瘦肉一块块夹到哥哥碗中，又将哥哥碗里不肯碰的肥肉尽数拨到我碗里。转眼间，我的碗里堆起了一座油腻的“肥肉山”。
所有积压的委屈在那一刻炸开。我什么也说不出来，推开碗筷冲出了家门。冬日的风刮在脸上，心里却燃着无声的火焰。我在外面漫无目的地走着，回忆起母亲对我的爱，以此安慰那碗“肥肉山”所受的委屈。母亲喜欢攒裁缝铺里不要的碎布头，三角的，方块的，有的甚至没有半个巴掌大。洗净、压平，藏在大竹筐里。待到积成一座五彩的小山时，她便会在某个午后，坐在门前的暖阳里，拿出针线开始拼接。那些碎布在她的手中，拼成了一床被面。那张母亲为我做的被面是我见过最绚烂的图画了，赤橙黄绿，毫无章法又浑然天成，洋溢着蓬勃的生命力。睡在这张被子下，我的梦都是五彩的。
这件事后来成了我人生路上的一盏灯。我在农场做宣传干事时，事务繁杂，时间被切割得零碎。想起母亲的“百家被”，我忽然悟了。也学着将那些碎片时间，包括等车的片刻，午休的间隙，夜深人静的一时半刻……一一拾起，拼凑起来用于采访、思考和写作。10年间，我竟成了《广西农垦报》上小有名气的通讯员。每次接过“优秀通讯员”的荣誉证书时，总觉得接过的是母亲传给我的那根针，一根将零碎缝补成完整的针。
岁月流逝，父母老了，来到我所在的防城港市居住。他们依旧节俭，但我已有能力让他们过得舒坦些。后来我生了一场大病，为免他们忧心，我将他们送到了住在武鸣的哥哥那里。父亲在2021年安然离世，如他生前所愿，没有太多周折。去年，我将母亲接来同住。
那四个月，是我和母亲一生中最贴近的时光。每日为她准备三餐，陪她在小区里散步。她总说，那是她一生中最满意、最高兴的四个月。回到哥哥家后，还常常念叨我如何给她夹菜，儿媳如何为她添衣。我从旁人口中听到这些，心里暖暖的。
也直到这时，我才从亲戚口中得知，我生病后，母亲是如何提心吊胆，她拿出了积攒一生的20多万元钱要给我治病。我只收下一万元钱，那沉甸甸的养老钱，我如何能动？也直到这时，我才恍然明白，母亲那份深藏的爱从未缺席。它不像给哥哥的那样直白丰沛，更像南方冬日里淡淡的阳光，需要细细体会才能感受到那熨帖的暖意。母爱藏在为我拼接的每一块碎布里，藏在晚年依赖的絮叨里。
我的父亲母亲都已走了。父亲在医院里住了一日便永别；母亲更是安然，坐在她小屋前的板凳上，仿佛只是睡着了，不曾麻烦我们一分。他们走得这样悄然，这样干脆，生怕给孩子们添最后一点负累。
今夜，我又在梦中回到了小时候生活的农场。风依旧吹着簕竹，发出呜呜的声响。我又看见母亲，她说：“孩子，那竹根下，不是遗弃你的地方。你看，它扎得那样深，那样牢，它在贫瘠的红土里，拼了命地向下扎根，是为了在风雨来时，能更坚定地更沉默地，护住它身下那棵看似不受宠的瘦小的竹笋啊！”
来源：《防城港日报》2025年12月10日第003版：生活大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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