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草心
在中华文明的历史长卷中，清官能吏犹如璀璨星辰，照亮着历代政治的天空。刘诚龙的《大清名相》以生动传神与亦庄亦谐的笔墨，讲述了大清二百年间特别是湘军数十位大臣的形象，不仅开启了清代官场生态的深层密码，更在权力、道德与事功的复杂纠葛中，为我们呈现了一幅人物画卷，让那些尘封在史籍中的政治智慧重新焕发出时代光彩。
作者擅长从细节入手，选取有趣有味的故事，一步步引导读者进入宏大的主题，见微知著，读来轻松，读后让人深思。《朱公席与朱公妻》写了朱轼的一则掌故：这位浙江巡抚“去冠盖，换民装”，在街头偶遇一位“头上戴着金丝八宝攒珠髻，绾着朝阳五凤挂珠钗”的妇人，经查竟是卖菜者之妻。朱轼并未简单斥责她装富装阔，而是“命入署，至厨下”，让她在厨房中辨认哪位是巡抚夫人。当卖菜娘子“莫之辩”时，朱轼手指“此炊者，夫人也”，那位“系围巾的、穿葛衣的、挥菜勺的、脸上汗汩汩出的”，便是诰命夫人。随后以家常便饭“一盘白菜、一盘萝卜、一盘盐菜、一盘霉干菜焖猪肉，还有一盘紫菜汤”来招待，让卖菜娘子“吃得汗涔涔出”，从此“脱了绫罗，摘了首饰，荆钗布裙”，与丈夫踏实度日。这种“以身教者从”的治理艺术，比起生硬的行政命令，显然更具感染力。
在道德自律与事功追求的永恒张力中，清代官员们展现出各自的人生轨迹。曾国藩的自我革新历程尤为深刻。他坦诚自己曾很喜欢“耍把戏”，在己亥年中进士后，“不是方圆百里，而是方圆三五百里，他到处跑去了”，“给人写写匾，挂挂牌，对对联，教教字，然后收银子，收票子，收镯子”。据估算，他当时“耍把戏”所得竟能买“1.5万公斤猪肉”。然而，随着官职升高，他深刻反省：“我自从己亥年在外把戏，至今以为恨事。”这种痛彻心扉的自省，促使他立下“自誓除廉奉之外，不取一文”的誓言。他在家信中告诫弟弟：“将来万一做外官，或督抚，或学政，从前施情与我者，或数百，或数千，皆钓饵也。”这种清醒认知，展现了一个士大夫在道德完善道路上的艰难跋涉。
左宗棠的刚直性格则展现了另一种姿态。这位“不愧姓左”的名臣，他与曾国藩的决裂，与郭松焘的交恶，表面看是个人恩怨，实则是“国家公事”与“私人情谊”的冲突与抉择。在平定太平军后，左宗棠举报曾国藩“谎报战功”，指出洪秀全幼主并未如曾国藩所报的“举火自焚”，而是逃跑了。这一举动虽导致两人“从此割袍断义，近乎老死不相往来”，但左宗棠坚持“吾与文正交谊，非同凡常，所争者国家公事”。这种“敢为国家结公仇”的担当，在收复新疆的壮举中达到巅峰，他以“抬棺西征”的决心捍卫国土，践行了“苟利国家生死以”的崇高信念。
本书最引人深思之处，在于打破了非黑即白的简单二分法。翁同龢与李鸿章的恩怨纠葛就是典型例证。传统史观常将二人简化为“清流”与“浊流”的对立，但作者透过表象，揭示了其中错综复杂的政见分歧与派系斗争。翁同龢作为“两朝帝师”，因兄长翁同书被曾国藩弹劾而迁怒李鸿章，在甲午战争前后的博弈中，“翁同龢掌管户部时对北洋水师的军费限制，既有个人恩怨的成分，也包含着清流派对洋务运动的整体态度”。当门生王伯恭劝其慎重时，翁同龢竟说：“吾正欲试其良楛，以为整顿地也。”这种将个人恩怨置于国家利益之上的态度，令人扼腕。这种多维度的剖析，让我们看到了历史人物在特定历史环境下的无奈与选择。
作者继承明清笔记小品的传统，以短小精悍的篇章、生动传神的细节、犀利幽默的评点，构建了一种独特的历史叙述方式。他善于运用古今对照的手法，让历史人物与当代现实形成对话。当朱轼的“朱公席”与反奢靡之风相对照，当曾国藩的自我革新与全面从严治党相呼应，当左宗棠的“于吾意见常相左”与现代政治中的理性辩论相映衬，历史的智慧便跨越时空，为今人提供深刻的启示。这种写作风格，既保持了历史研究的严肃性，又赋予了历史叙述以文学感染力。
《大清名相》所提供的思考维度显得尤为珍贵。它告诉我们，清廉不仅是不贪不占，更是一种深入骨髓的修养；能吏不仅要勇于任事，更要懂得在复杂环境中坚守原则。朱轼的教化智慧、左宗棠的担当精神、曾国藩的自省意识，这些历史经验虽然产生于特定时代，但其蕴含的为政之道却值得思考。当我们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回望这些清官能吏的精神肖像，或许能更加清晰地认识到：唯有将道德操守、政治智慧与担当精神融为一体，才能在历史的洪流中留下无愧于时代的印记。
《北海日报》2025年11月15日第07版：品读 副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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