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兰敏
暮色四合时，我总朝着故乡的方向凝望。二十年光阴冲刷，许多记忆模糊消散，唯有一九八七年的春天，我家泥瓦房落成时母亲立在门前的模样，一直深深地烙在我心底。
夕阳的余晖落在她微驼的背上，镀上一层薄金。她抬手搭在额前，望望青黑的瓦，又看看我们，嘴角漾开极淡却无比踏实的笑意。那间屋，是她与父亲从半面山坡上一锄一锄“挖”出来的家，是她全部信念与尊严的所在。
1943年，母亲出生于小山村，一生未进学堂。生活是她最厚重的课本，她的人生信条，全藏在日复一日的劳作与待人接物里。
记忆里，天气暖和的时候，母亲总赤着脚，她的脚板黝黑宽厚，结满老茧，如老树的根须般紧贴大地。早年穷得买不起鞋，索性光脚与泥土相亲；日子稍好，这习惯也改不掉，她说：“接地气，踏实。”我们劝她穿鞋，她只摆摆手：“惯了，自在。”那双赤脚走过田埂、踏过泥泞，在灶台与猪圈间奔忙，藏着与土地共生的坦然与坚韧，也成了我们心中勤俭美德的无声课堂。
她的爱，是严厉的慈祥。从家到古障镇初级中学四公里，我每日往返六趟，脚底水泡破了又起。一天放学，院里停着一辆崭新的“广州五羊”自行车，母亲擦着手轻声说：“省点脚力，多看点书。”那车，是她卖掉一窝猪崽，攒了许久的钱换来的。我摸着冰凉的车把，心头滚烫，第一次清晰触摸到母爱沉甸甸、带着汗渍咸涩的质感。
为撑起家，让我们摆脱面朝黄土的命运，母亲像永不知倦的陀螺。天不亮就起身揉面蒸糕，赶圩时顶着寒风守摊，一个发糕一毛，一碗粉一毛五，指尖冻得通红开裂，她也从不舍得歇一歇。她一分一厘地攒，却总在收摊时提回一斤猪肉，傍晚炊烟袅袅，肉香混着米糠气息飘满茅屋，那是我们童年最盛大的欢喜。她从不说苦，只把所有辛劳，都揉进了给家人的温暖里。
我和弟弟外出读中专后，每到开学便是母亲最难的时候。她走几十里路，敲开亲戚家门，沉默地等，再低声说出学费的缺口。我从不敢深想，那些沉默里，她将尊严折叠得多轻。她只默默把朴素的愿望垫在我们脚下：让孩子成为“有出息的人”。
她的善良，是无须思索的本能。寨中亲戚病逝，留下一双儿女，她默默接来家中，视如己出；家里有好吃的，总会匀出一份，送给孤寡阿婆，或翻山送到娘家；老人生病，她便叫上做赤脚医生的父亲，上门免费诊治。谁家缺粮少柴，她悄悄送去，从不声张；邻里有难处，她总搭把手，不求回报。她的世界很小，只装着家和寨落；却又很大，装着对人间疾苦的天然悲悯，像扎根贫瘠土壤的树，尽力为旁人投下荫凉。
可这棵坚韧的树，也有固执的枝桠。一九九四年，我与外县一名女教师相恋，母亲为省两元车费，步行八公里找当校长的远房表哥劝我，怕姑娘将来离开，怕我受伤。劝说无果后，她默默消失在暮色里。那时我只觉叛逆的快意，许久后才懂，那固执里藏着母亲最深的恐惧——怕她拼尽全力筑的安稳，因情感远行而崩塌。她用一生经验爱我，而我，早已渴望看看山寨之外的天空。
母亲最大的心愿，是换掉住了多年的茅草屋。1986年后，她与父亲起早贪黑，一锹一锹挖平半面山坡。次年，泥瓦房终于落成，上梁那天，她抚摸着土墙与椽子，眼里有光。那光，是劳动者看见心血结晶的骄傲，更是母亲为雏鸟筑起遮风挡雨的巢的欣慰。
生活奔流向前，2014年底，老家泥瓦房被两层半的楼房取代，崭新的瓷砖在阳光下闪亮，可我们都清楚，房子里最坚实温暖的部分，早已随母亲离去而缺席。她一生的奋斗，都凝固在这片土地的变迁里；而泥瓦房上的光，却穿透岁月，至今温暖。
命运吝啬得残忍。2006年3月20日清晨，母亲为方便寨里人出行，带着小孙女砍伐路旁的云实刺树，毫无征兆地倒在春天的土地上，再也没有醒来。她走得太急，未留一句嘱咐；又太安静，像在操劳一生的土地上，终于沉沉睡去。
母亲没有墓碑，她一生的注解，早已刻进我们的筋骨与性情。我们身上的坚韧与踏实，我笔下这些试图抵达她的文字，都是她生命的延续。她是无言的宝藏，我们耗尽一生，也只能采出“勤劳”“善良”“坚韧”这些平常词语，可正是这些词，构筑了我们最初的世界，让我们懂得何为人品，何为口碑。
今夜，书房窗外是县城的万家灯火，我怀念的，永远是20年前泥瓦房上，那束被母亲擦拭得清亮、为儿女照亮夜路的微光。那光，来自她赤脚走过的泥土，来自她挥汗的田野，来自她从未停歇的劳作，来自一颗未被文字装饰，却比任何华章都纯净高贵的心。
母亲，您长眠的青山是否依旧？愿山间的风，偶尔拂过您的额头，一如小时候，您用粗糙温暖的手，轻抚我的梦乡。
您赤足踏出的每一步，都成了我们人生路上最坚实的基石；您泥瓦房里点亮的那束光，永远穿透时空，照亮我们回家的方向。
来源：《右江日报》2026年02月11日第A03版：澄碧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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