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山坡
朱山坡 ●小说家，诗人。广西北流人。主要作品有《风暴预警期》《蛋镇电影院》《蛋镇诗社》等，曾获得首届郁达夫小说奖、第五届林斤澜短篇小说奖、第二届高晓声文学奖、首届欧阳山文学奖、第五届《钟山》文学奖等多个奖项。担任编剧的电影曾获得中宣部第16届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奖。 现为广州文学艺术创作研究院专业作家。
十几年前我就想写一部关于诗社的长篇小说，因为那时候我十分投入地参与了县里“漆诗社”的发展，经历了20世纪初民间诗歌狂飙的时代，对“诗社”有了刻骨铭心和激情澎湃的体验。这部小说的构思进入了实质性阶段，已经列了故事大纲和人物小传，但一直没有想清楚这个故事的意义在哪里，也没有想好故事该怎么编。一直搁在电脑里，几度拿起又放下，总觉得还不到时候。2016年应《南方周末》之约我写了一篇《一个地方诗社的兴衰》，进行了一次写实性的回望，在这个基础上一些小说的人物和细节慢慢生长，大概是为《蛋镇诗社》埋下了伏笔。毫无疑问，长期写诗、参加“漆诗社”甚至在政府写公文的经历都是非常珍贵的经验积淀，为《蛋镇诗社》创作带来了帮助。
关于书名。从最初的《金光闪闪》到《蛋镇诗社·三十年资料选编》，最后定《蛋镇诗社》，但还保留“三十年资料选编”的样式。法国作家安妮·埃尔诺的长篇小说《悠悠岁月》给了我启迪。“土”的书名往往给人意想不到的效果。先锋的内核需要用俗气的外壳来包装。
关于扉页题记。两句话：献给曾经一起捣鼓诗社的伙计们；致敬所有给世界带来诗意的人。这是写这部书的初衷。书出版后，老伙计们都十分热衷于对号入座，从中寻找自己的影子，说明写到他们的心坎上去了。所有曾经给世界带来诗意的人，不分贫富贵贱，都应该得到尊重。
关于故事发生地。为什么是“蛋镇”而不是县城或省城？并非刻意要写“蛋镇三部曲”，而是因为蛋镇是一个足够闭塞、足够让人自卑、迷茫、孤独的地方。我在农村、小镇上生活，对世界的向往和现实的无奈形成了强烈的反差。我曾经怀疑自己永远也走不出小镇，像祖辈那样在乡下一辈子种地，瞧不起自己的出身，无法改变农民的身份，仿佛比别人低一等。但另一方面，年轻人的不服气、要改变命运的冲动时刻在怂恿自己去冒犯、冒险。这种情绪在小镇青年身上可能表现得更疯狂、更极端、更荒唐。如果在县城或省城，也许不会出现这种情形。因为如果能在县城生活，我们已经心满意足了，不想折腾了。所以选择小镇是最合适的。
关于结构创新。写作是一场冒险。我不想中规中矩地写一部很像小说的小说。我把前人冒过的险重复一遍，并加以“集大成”。随笔、日记、书信、编年史、档案、讲稿、注释……“蛋镇诗社”是个筐，什么都往里装。现实生活没有那么多线性故事，普通人的一生几乎都是碎片化的、随机的、被裹挟的，被时光的流水带着走的，不连贯，不完整，没头没尾，甚至混乱、颠三倒四，荒唐得没有逻辑，卑微得没有价值。我试图用“点穴”的方式刺激记忆的沉寂区，重新唤醒，赋予意义。“蛋镇三部曲”的结构基本是统一的：用短篇的方式写长篇。只不过是《蛋镇诗社》更彻底，更大胆，走得更远。
关于小说人物。我不喜欢以文人为主要人物的小说。如果《蛋镇诗社》被读者认为是文人小说或诗人小说，那是一部不成功的小说，我会有挫败感。我的初衷是写一部关于“乌合之众”的小说。由小人物组成的“乌合之众”也是有尊严的，也希望关注，被发现，不应被掩埋、遮蔽。《蛋镇诗社》这些人对诗坛、诗歌知之甚少，甚至一无所知，但并不妨碍他们众声喧哗，发出自己的声音，显示自己的存在。因为他们身处蛋镇，地位卑微，与世界格格不入，他们渴望平等，被尊重。尤其是经常阅读《参考消息》的金光闪略知天下事，他希望巴黎、纽约有的，蛋镇也应该有。但他们什么都没有。要迅速、几乎不需要成本地就获得通往世界的通行证，诗歌和诗社是最有效、最便捷的途径。“诗歌面前人人平等”“世界上所有的诗社不分大小强弱，一律平等”，是两条重要的价值观。蛋镇诗社成立后，他们马上获得与世界对话的资格。他们立即觉得自己与世界所有的诗人平起平坐了。如果有其他更好的途径，他们不一定选择诗社和诗歌。所以说，我要写的不是文人小说或诗人小说，是关于普通人、关于“乌合之众”如何获得尊严和平等的小说。
关于小说投稿。在我刚开始写这部小说的时候，花城出版社就跟我签订了出版合同，给了我信心和定心丸。我可以大胆写，放开写，不管不顾。写完后给《花城》杂志。副主编杜小烨阅后不说好，也不说不好，对我以及在主编面前只反复说了三个字：很“花城”。我理解为很“先锋”。先锋即自由。发表前我修改了很多稿，从杂志社撤稿六七次。发表后还修改十几稿，增加了篇幅。从出版社编辑手里撤稿不下10次。撤回来的原因都是我还不满意，还要修改。
来源：《防城港日报》2026年02月02日第003版：悦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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