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爱峰
暮色漫过大山的褶皱，我总会想起父亲挑着铁皮煤油灯走在山路上的模样。那盏铁皮灯盏裹着昏黄的光，在七十年代山间崎岖蜿蜒的小路与山雾里晃啊晃，像极了他扎根大山三十载的人生——虽不耀眼，却把每一寸光，都洒在了乡亲们的急难愁盼里。
自我记事起，父亲已是村里的党支部书记。家里和别家一样住土坯房，唯一的不同，是堂屋墙上那张“优秀共产党员”奖状，红底金字被母亲擦得没一点灰。父亲话不多，脸上总带着股严厉劲儿，我连犯错想蒙混过关，都被他一眼瞪得不敢抬头。有次我跟邻居娃偷摘了别人家的橘子，他不问缘由，先带我向别人道歉，还罚我在院里站了半小时。“做人得守规矩，你是支书的娃，更不能让人戳脊梁骨。”这句话，我记了一辈子。
七十年代的农村，物资匮乏，村党支部书记的“权力”，连着家家户户的生计。分粮、派工、批宅基地，哪件都牵着村民的日子。父亲当村党支部书记的那些年，从没为自家多占过一粒粮、多划过一分地。有年冬天分救济粮，会计悄悄拉过他：“支书，你家娃多，先留一百斤吧？”父亲当场摆手：“老张家的娃饿得直哭，邱家娃多，先分他们，我家能凑合。”那晚，我见父亲在油灯下翻着救济名单，一笔一画核对着每户的人口，眉头拧得紧紧的。
村里的老邱，妻子卧病，三个娃上学，连买化肥的钱都没有。那天老邱找到父亲，搓着手半天说不出话，父亲转身就回屋取了二十块钱——那本是母亲准备给我上学的钱。后来，他又帮老邱申请了互助款，还带着村民们一起，帮老邱家翻修了漏雨的屋顶。老邱拎来一篮鸡蛋道谢，父亲硬是又给送了回去：“我是党员，是支书，帮你是本分，拿你的东西，我心里不踏实。”日子久了，村民都懂他的脾气，有事就找他，却再没人提过“谢礼”，只是远远见着他，便喊一声“李支书”，那声音，满是对他的敬重。
父亲的“严”，更对着自己。有年村里修水渠，要组织义务劳动，他正犯腰疼，母亲劝他在家歇着，让其他村干部盯着就行。可他天不亮就扛着铁锹去了工地，一瘸一拐地跟村民们一起挖土方、搬石头。中午太阳毒，有人劝他到阴凉处歇歇，他说：“水渠早一天通，庄稼就能早一天浇上水，我这点疼算啥？”那晚，我见他躺在床上疼得低声哼唧，母亲给他敷热毛巾时，我瞥见他的后背被晒得通红，还有几道石头划的口子。“我是支书，要是我先偷懒，咋对得起人家的信任？”他的话，像颗钉子钉在我心里。
我上中学那年，父亲叮嘱我：“不管以后做啥，记着‘规矩’俩字。做人要正，做事要实，别让人戳脊梁骨。”那时候的我还似懂非懂，直到后来自己成了一名公务员，走上纪检岗位、领导岗位，才真正掂出这句话的分量。
在纪检岗位和领导岗位上，也曾有人托我办事，并送来贵重礼品，还暗示有更多“好处”。看着那些包装精美的东西，我突然想起父亲拒绝老邱送鸡蛋时的模样——皱着眉，语气坚定，说“拿你的东西不踏实”。我当即退了礼品，按规矩办事。也有亲戚想托我走“捷径”办点事，我想起父亲分救济粮时，连自家娃都不顾的样子，耐着性子解释：“规矩不能破，我不能因为你坏了原则。”亲戚起初不高兴，后来也慢慢理解了。
这些年，见过不少人因贪小利、破规矩，最终栽了跟头。每次看到这样的事，我都会想起父亲——想起他拒礼时的坚定，想起他腰疼仍坚持工作的背影。父亲没读过多少的书，但他用一辈子的行动，给我上了最实在的一课：为官者，要对得起良心，对得起肩上的责任，更要对得起“党员”这两个字。
记得父亲八十岁生日那天，我带着家人回村看他。村里的老人们围着他拉家常，一口一个“李支书”，语气里满是亲近。有个老人说：“李支书，当年要不是你的帮助，我娃哪能上得了学啊？出去找工作都难。”父亲笑着摆手：“那是娃自己争气，我没帮啥忙。”看着他眼角的皱纹，我忽然明白，他当年的“严厉”早已化作温暖的底色。那些他帮过的人、守过的原则，都成了村里人口中代代传的“故事”，汇成了一个平凡人最厚重的人生底色。
如今，那张“优秀共产党员”的奖状，依旧在我的脑海里闪闪发亮。每当工作中遇困惑，我看看胸前的党员徽章，它像父亲的眼睛，时刻提醒着我，要像他那样，做正直的人、当清廉的官，用一辈子的坚守，对得起自己，对得起百姓，更对得起“党员”这个身份。父亲虽然已离我远去，可他就像山巅的那盏灯，光芒或许不算璀璨，却照亮了我人生的路。他的清廉，他的奉献，还有他那句“堂堂正正做事，清清白白做人”，早已刻进了我的生命里，成为我人生路上最亮的灯塔，让我无论走多远，都始终牢记他的嘱托，不敢越雷池半步，更不敢辜负胸前的这枚党员徽章。
来源：《贺州日报》2026年02月02日第03版：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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