素木 | 馈赠

■素木

父亲的房间有两个四层的夹板书柜，他每次出差，都会带几本书回来，仔细用黄色纸皮包好放在桌上，闲时再翻阅，读完了放到书柜里，下次出差又带几本回来，慢慢地，柜子里便装满了书。我和弟弟成家后，他把这些书分给了我们，好像把他积攒了一生的财富都赠予我们。

我从小读书笨，特别是数学，老学不会，经常被父亲骂“大葛薯”，但他从来不阻止我读闲书。在大多数孩子只能读小人书的年代，我可以读大仲马、雨果、米切尔、伏尼契、曹雪芹、巴金等中外名家的书。读《基督山伯爵》时，我喜欢唐泰斯，我想拥有他那样庞大的知识库和金库，可以快意恩仇，潇洒为后人留下“期待与希望”的箴言。读《射雕英雄传》，我想象自己是那个聪慧美丽的黄蓉，她博学强记，事事做得极好，行事调皮却心怀大义，这样的女子，我心向往之。尽管对著作的理解不深，但那些勇敢的、深情的、卑微的形象，无奈的、苍凉的、坚韧的人生，在我梦中一一闪现，我躺在床上开始构思自己的故事架构、人物设定，但常常只是想想，创作很快“流产”了。

我手写我心，这大概就是文学在我心中的萌芽吧。

父亲擅长公文写作，却喜欢文学。退休后，他扭扭捏捏地拿出一本薄薄的小册子，白色封面上简单勾勒着几只展翅的鹰，旁边印着几个黑体字——《是戏，是梦，又是歌》，下面是他的印章。他讲这是自己几十年生命的回顾，是他的所思所想，一个月完稿，印了五十本。他给了我一本，寄给大伯一本，又送一些给知交好友，其余的扎成一捆放在房间墙角。广东的大伯收到书后，在电话里和父亲聊了很长时间。后来，大伯去世，再无人和父亲讨论这本册子，也无人与他回溯过往。时间久了，墙角的书落下了一层薄灰。前段时间，我找父亲要这册子，父亲说，早扔了。父亲八十岁了，这可能是他唯一一本“著作”，真是可惜。

后来，我懂事许多，不再混日子，想在工作上有所进步，我求父亲教我写公文。或许是对我少年顽劣的惩罚，学写公文的前两年，很难，半夜还不时从挨骂的噩梦中惊醒。因为怕，所以不敢多问父亲，只能自己慢慢摸索，每每熬到凌晨两三点，看了又改，改了又看，第二天再小心求教，往往被父亲劈头盖脸一顿骂后，又再修改几次，才敢上交。好在，我虽然笨，但有死嗑到底的决心，一段时日后，终于学会了搭框架、列标题、写内容，用父亲的话讲，懂得“先包好饺子皮，再装馅。”工作慢慢顺畅起来，从此写了几十年。在这个过程中，我再次与文学相遇。

我那时写工作报道的状态很好，每年写二三百篇，在很多全国性行业报刊、主流媒体发表过报道，也认识了不少编辑。有报社准备办文学副刊，“招兵买马”，我这样的文学小白也被编辑招揽了去。有点惶恐，但我又按捺不住心动，便动手写起来。文学写作与写公文不同，无套路可寻，字句皆随心，是真诚的表达，也是内心的观照。我用了几天时间，一字一句反复修改，改了七、八稿，终于完成自己的处女作：《我的数学老师》。这篇文章居然发表了，我高兴得把这篇小文章发到同学群里，可见我的脸皮比父亲厚多了。

为了把文章写通顺，我唆使儿子参加报社的小记者团，因为每次参加活动后，都要交一篇文章。读了他写的文章，我极尽赞美之词，赞得他心花怒放。在报纸上发了很多篇后，儿子写得更用功了。他写我也写，有时文章还和他发表在同一版，这当然是让我特别欣慰的事。小孩一高兴就很愿意读我写的文章，还指导我怎样才能把文章写得顺一点。小孩那时才读小学五年级，我和稚子一起，踉跄地向文学走去。

写了一段时间“记叙文”，我觉得有点难写下去了，正发愁时，得到了报社编辑的指导，推荐我读读作家高伟的作品集《她传奇》。作者行文的韵律和节奏深深吸引着我，她对自我、存在、生命的反复追问与深刻印证，让我着迷。我喜欢作者用哲思视角写出来的诗性语言，尽管我后来一直没能学会诗性表达，但毫无疑问，这本书成为我的第一个“文学情人”，她为我打开了另一个世界。在这个世界里，我与不同时空的灵魂对话，触摸人性的微光与暗面，在文字的褶皱里，寻找自己的精神栖居地。我与文学热恋，她点燃了我的身体与灵魂，每晚深夜12点后，我把枯燥乏味的材料扔在一旁，全情投入书写，尝试进入文学，我又发表了系列情感类文章。

后来我读到《青岛蓝调》一书，阿占这部以自己的故乡为底色，书写市井烟火与人文脉络的作品让我得到共鸣，于是钟意上故乡与人的题材。我带上笔记本，周末下乡走访各种各样的人，商贩、渔民，老的、年轻的，男的、女的，和他们聊天，记录他们的生活，发表了《珠池渔人》等系列风物作品。我还读过张晓枫、格致等当代女作家的系列作品，我喜欢张晓枫写作的丰富意象以及精准的情感与哲思传递，我也喜欢格致文章的冷冽质感，她们敢于直面恐惧与伤口，直视生命隐痛的勇气令我仰望。尽管我未能向她们靠得更近，但她们的作品一直是我钟爱的文学伴侣。

写作激发我的学习热情，我又去了解本地文史，进行实地调研，向研究文史的作家请教，编了几本书。编书的工作未必做得好，但我用了最大的勇气和热情去做，连我父亲都意想不到——一个学渣居然也能写作。他和我母亲讲：“没想到妹妹在写作这件事上居然能够坚持下来。”全职做文史工作的那两年，无利弊权衡，无算计倾轧，简单而纯粹，我觉得那是上天对我的厚待，是对我几十年“牛马人生”的补偿，为我的文学创作提供了丰富的材料。

在我身心困顿的时候，我重新遇到了文学，它紧紧地把我包裹，让我远离那些冷漠、隔阂与疏离，我读书写文章，生活过得清明平静，我为自己建造一个坚固的精神壁垒。我后来选择到一个文艺单位工作，父亲为此大为恼火，他知道以我的资质和条件，挣扎到现在是何等不易，他怕我失去一切，“没有生活，怎么会有文学。”他极力阻止我，奈何我一意孤行，那时只愿追求心之所向。

然而，我到了离文学最近的地方，却似乎再触摸不到它。之后很长一段时间，难写、难发表等问题困扰着我，我以为是走到了写作的瓶颈期，也可能是厌倦自己一成不变的叙事逻辑和陈旧的语言，深深烦恼没有改变这个现状的能力，总之，我停了下来。父亲有点失望：“你也就写到这份上了。”在我没有任何进步的时候，我得到了前辈的鼓励，他们坦率指出我写作的不足，也为我指点迷津。

作为一个没有天赋的写作者，这条路多么难行，却又如此吸引我，我放弃了许多，但收获到了朋友和名师教导。他们有的与我只是一面之缘，相交不深，却能与我恳切相谈交心。我的一位朋友兼导师讲得直白：“在这条路上，没有捷径可走，只有写，坚持不断地写，一年至少写十万，乃至百万字，你才有机会叩开文学这扇门。”没有花俏的言语和虚假的赞美，他讲的是真话。人生一世，草木一秋。我何其幸运，得到这馈赠。

作者简介：苏晴，笔名素木，有作品刊于《美文》《广西文学》等。

来源：《北海日报》2026年01月31日第06版：沙龙 副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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