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广云
明嘉靖三十四年（1555），时任廉州知府何御，看着刚印好的新版《廉州府志》，终于放下牵挂，卸下现职，欣然奔赴两浙盐运使的新岗位。
这部新志从开始策划到正式出版，总共经历了十七年的光阴，中间更换了十多个人参与编修，用何御的话说，时间“不为不久”，耳目“不为不多”矣。
上一部《廉州府志》乃成化九年（1473年）廉州知府邢正主持编修，距何御所编的这部，已过去了82年。其实，早在张岳担任廉州知府（嘉靖十四年任）之后，历任廉州知府都重视新志编修，也做了大量工作，但一直未能付梓刊印。
在古代，修编地方志，特别是府一级的志书，不是件轻松的事情。以成化《廉州府志》为例，是在“备边得人，城修隍浚，欤夫学校庶务，百废维新，真足以固封疆，扶社稷……且丁蛮寇既伐之余，丰年屡降，五谷熟而人民育，商旅骈集，人文日盛，当此之时，是宜其志之修……”的条件下才修成的。其实也容易理解，编修志书是需要一定经济基础的，一个地方如果兵灾连年，作物歉收，百姓穷困，也只能是有心无力。
再看看嘉靖十四年起，廉州所经历过的一些大事：嘉靖十八年，钦灵大疫；十九年，与安南关系紧张，处于战争一触即发状态（“命兵部尚书毛伯温、咸宁侯仇鸾如广东议处安南”）；二十二年采珠；二十六年合浦饥；二十七年安南叛贼寇钦州。兵灾、饥荒、采珠都在这期间发生，其中采珠对廉州的损害尤为厉害。据史料所载，胡鳌于嘉靖二十三年出任廉州知府时，正值采珠活动刚刚结束，民生凋敝，偏偏又遭遇了罕见旱灾，民生陷入极度困顿。饥荒与疾病蔓延，社会秩序面临崩溃。胡鳌采取各种抚恤措施，才使老百姓得以幸存。第二年，朝廷又下诏采珠，百姓再也承受不起这样的负担，只好四处逃散。胡鳌向上条陈利害，但没用，采珠继续进行。为了拯救百姓，胡鳌将廉州府辖区内邮驿的盈余拿了出来，置办采珠物资的费用，里甲征派的捐税一律免除，才让老百姓在苛政之下，得以稍稍喘息。
何御于嘉靖十七年中戊戌科进士，十八年任廉州教授。甫一到任，就和合浦县训导巫铎着手新志的编修，但没过多久，就调任国子监，离开廉州了。不过，胡鳌并没放弃，于嘉靖二十五、二十六年，在何御的基础上接着编修新志，只是受条件所限，并没有成功。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何御再次回到廉州，担任知府。这一次，虽然也面临巨大的困难，但何御下定决心，一定要将新志编修完成。
当时的廉州，城防垮塌，民生凋敝，在嘉靖三十三年，还受到贼寇威胁。何御加强了廉州的城防，在东门和南门修建月城，修复了那暮营、丹竹营，在城北设立北营并招募狼兵屯驻，修建石桥以便往来。安全有了保障之后，开始着手解决民生问题。他深刻认识到土地薄瘠，加上朝廷海禁政策和很少有大的海外商贾前来做生意的情况下，应以尽力解决一些影响百姓生活的困难，促进地方经济发展为要。
何御先是垦荒治水。廉州州江口一带，容易淤积泥沙，到了冬天枯水期，舟楫难以通行，要转海道才能前往廉州城。虽然一度经过治理，但很快就回到了老样子。嘉靖三十年，何御亲自指挥，东面开辟土岸，迎接上游来水，西面系大石，拦住江水流泄，使得水量丰沛，行船再也没有问题，也解决了民众转海之苦。考虑到廉州的西门江水较浅，他将永济桥（今惠爱桥）移到了下游，以便于蓄积江水，保障舟楫通行。何御非常重视教育，他认为“校庠者，储才之地也。”将旧的学校和试院重新修整了一遍，并修建了东津社学、北园社学、西江社学、文会所，还为孔庙制作乐器、修祭器、置办书籍。廉州逐渐兴旺了起来。
嘉靖三十三年，何御已经治理廉州四年，升他为两浙都转运盐使的命令也已经抵达，但何御不因即将离任而放松了廉州的政务，反而更加殚精竭虑地推进廉州那些必须做但还没做或者已经做了还没有完成的“当务之急。”廉州城北比较空旷，劫掠事件经常发生，何御认为要彻底解决这个问题，并给守军提供军资，必须要让这个地方人多起来。于是在北门外修建了墟市，将西门的一部分交易转到北门来。这就是“卫民墟”的由来，卫民墟不仅活跃了廉州的经济，也让北门一带不再是一个“三不管”地区，有效维护了地方的安全，百姓们作歌称颂。
修志的工作也一直在有序地进行，嘉靖三十四年，何御心心念念的新志终于面世。这一版《廉州府志》成为崇祯九年版及后世康熙、乾隆、道光年间修《廉州府志》的渊源，其体例与内容对后世影响深远。而胡鳌、何御等十多名官员、学者，在当时极其困难的条件下，耗时十七年，通过接续努力终成新志之举，对今世仍有重要的启迪。
来源：《北海日报》2026年01月10日第05版：人文 副刊
扫码访问小程序中的本文
暂无评论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