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鸣
早晨，透明似纱的薄雾如宣纸洇水墨般漫过邕城的水街，酸笋的香气翻过骑楼的飞檐，钻进我的鼻腔。我的手提袋里装着从家乡徽州古城（安徽黄山市歙县）带来的一只搪瓷碗，那碗沿磕出的细纹里还嵌着米浆。我就在“覃记老友粉”褪色的红底招牌下，白墙被岁月浸出的浅黄水渍，很像歙县老宅天井里趴在青石板上的苔藓，恍惚间竟把南宁晨阳的暖错认成了歙县夜空下那抹凉润的月光。
“老伙计，酸笋要透味的还是嫩口的？”掌勺的覃阿婆掀开铁灶上的大铝锅，白雾裹挟着热浪迎面扑来，我慌忙摘下眼镜，掏出眼镜布擦拭眼镜，袖口却蹭到嘴角残留的米粿甜香——那是今早蒸的，糯米里裹着徽州特有的竹笋丁与腊肉末。这次旅居南宁虽已十多天，但舌尖还恋着腌鳜鱼的咸鲜，这股冲鼻的酸辣却像惊雷般撞进心里。阿婆手腕一扬，薄如蝉翼的猪肉片在滚汤里打了个旋，又甩进一把本地空心菜，翠色在乳白汤里起起伏伏、浮浮沉沉，倒有几分像新安江春汛时漂着的菱角叶，鲜活得能掐出水来。
铁锅里的汤底咕嘟咕嘟作响，这是阿婆用猪筒骨与老鸡架熬了整夜的靓汤。“火急了汤就‘燥’，喝着扎喉咙；火慢了鲜味又‘散’，像没魂似的。”她搅着汤勺说，这话让我想起小时候见到外公在徽州炖火腿的模样：砂锅里的山泉水要漫过腿骨，灶膛里的炭火得留着余温，连揭开锅盖的次数都要数着——怕热气跑了，也怕鲜味泄了。只是南宁的汤多了份泼辣：酸笋是早市刚收的，切成薄片浸在陶坛里，开封时酸气能飘半条街，却绝无半点腐味；豆豉要选横州产的，颗粒饱满得像黑珍珠，在铁锅炒至微焦时，满屋都是焦香，比徽州炒芝麻还勾人。
粉是本地师傅手工榨的圆粉，阿婆用竹笊篱捞起一把，在滚汤里焯烫三下——“一烫去浆，二烫吸味，三烫透心”，这是她的规矩。粉身吸足汤汁，变得软滑却不塌。她往碗里舀汤时，手腕带着老派的韵律：先盛一勺清汤打底，再码上肉片、酸笋、豆豉，最后淋一勺滚烫的红油。油花在碗里散开，像极了徽州乡村晒秋时，挂在晒楼上的红辣椒串，热烈得让人心头发暖。我捧着搪瓷碗蹲在骑楼下，粉汤的热气熏蒸眼镜，只听见周围食客吸溜粉的声响，混着隔壁摊“酸嘢——酸甜开胃哦”的叫卖声，倒比徽州祠堂里的晨钟更让人觉得踏实——那是烟火气里的安稳，是异乡客最需要的慰藉。
后来，我成了覃记的常客，摸清了阿婆的习惯：清晨五点，她推着小推车去早市，挑酸笋要选笋尖那截，指甲掐下去能渗出汁水的才够嫩；买番茄得挑带沙瓤的，煮在汤里能化出自然的甜，不用加糖。有次我撞见她在巷口跟卖菜阿公讨价还价，手里攥着皱巴巴的零钱，却执意要把筐里最好的空心菜都包下来。“老伙计，你教学生费脑子，菜不新鲜怎么补？”她转头看见我，笑着往我手里塞了个黄皮果，果皮的涩与果肉的甜在舌尖缠缠绕绕，像极了我初到南宁的心情——陌生里藏着惊喜，疏离中裹着暖意。
去年，清明回歙县乡下时，我特意带了罐覃阿婆腌的豆豉给母亲。她把豆豉撒在蒸腊肉上，蒸锅冒气时，竟飘出几分老友粉的香气。饭桌上，母亲夹着腊肉说：“你父亲要是还在，肯定要把这豆豉泡进臭鳜鱼的卤汁里试试，说不准是个好味道。”我望着窗外飘落的梨花——徽州的梨花开得早，花瓣落在青石板上，像撒了层碎雪——忽然想起覃阿婆常说的：“好味道不分南北，能暖着心窝子的，都是家的味道。”
如今，我像“老南宁”一样，在晨雾里辨出各家粉店的香气：覃记的酸笋最正，巷尾那家的豆豉够香，街口那家的汤偏咸。路过覃记时，阿婆总会给我加多一勺酸笋，“老伙计，越吃越有南宁味了”。只是每次嗍粉，我仍会想起徽州的清晨：青石板路上的露水沾湿布鞋，老宅天井里的青苔映着天光，母亲在灶台前忙碌，蒸屉里飘出的清明粿香，混着远处祠堂的钟声，慢悠悠地漫过马头墙。
粉汤里的酸辣与记忆中的咸鲜交织，我忽然明白：故乡从来不是地图上的一个点，而是舌尖上的牵挂——南宁老友粉的热辣，也是徽州腌鲜鳜鱼的醇厚；是覃阿婆递来的黄皮果，也是母亲做的清明粿；是两个城市的烟火气，在味蕾上谱出的一首“双城记”。
暮色降临，水街的灯次第亮起，暖黄的光透过骑楼的雕花窗棂，落在青石板路上。我提着手提袋往回走，晚风里飘着隔壁糖水铺的姜撞奶香，甜丝丝的。手机震了震，是母亲发来的消息：“我刚刚腌了新的臭鳜鱼，等你回来煮，要配你带的南宁豆豉。”我笑着回复“好”，转头望向覃记的方向——那里的灯光亮着，像极了歙县老宅里，父亲生前总为我留着的那盏煤油灯，温暖每一个夜晚。
来源：《南宁日报》2025年11月3日第07版： 凤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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