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建平
再读《活着》，我又一次被福贵牵着老牛、在田埂上缓缓前行的画面攫住心神。
余华写福贵，用的是最朴素的笔法。儿子有庆被抽血过多而死，不过短短几行；女儿凤霞难产离世，也只是平静叙述；到最后，连外孙苦根吃豆子撑死，都未曾多费笔墨渲染悲情。这种近乎“记账”式的白描，恰恰构成了本书最震撼的力量——它不倾诉，不控诉，只是将生存本身摊开给你看。
反观当下，我们生活在一个习惯将苦难“特效化”的时代。职场的一点挫折能演变成朋友圈的长篇倾诉，生活的寻常压力会被放大为生存危机，甚至日常的情绪波动也要被贴上各种心理标签。我们一边享受着前所未有的物质便利，一边却对生命本身的粗粝与无常越来越缺乏耐受力。福贵所经历的，是时代洪流中具象的、无法回避的丧失；而我们许多的焦虑，却常常源于对虚拟标准的追逐、对完美人生的执念。《活着》像一面擦拭干净的旧镜子，照见了一种更原始却也更坚实的生命状态：苦难来了，就承受；人走了，就记得；日子还要过，就低头继续耕种。
重读时，我特别注意到一个细节：福贵在失去所有亲人后，给老牛起了亲人们的名字，每天在田头唤着。这绝非什么诗意的浪漫，而是一个孤独者维持生命温度的笨拙办法。他没有宏大的胜利宣言，没有“逆袭”的人生规划，他的全部“抗争”，就体现在日复一日“还活着”的事实里，体现在那一声声对虚空呼唤的温热气息中。
活着，不是为了最终战胜什么，而仅仅是为了在寒流中，不让心头那点属于生命本身的温度彻底熄灭。这是一种退守，却也是一种无比坚韧的坚守。
长久以来，《活着》常被误读为一碗“苦难励志鸡汤”，仿佛在说“比你惨的人都在努力，你凭什么抱怨”。但真正走入文本，你会发现余华毫无此意。福贵的人生没有“先苦后甜”的转折，没有精神升华的顿悟，他甚至谈不上多么“积极乐观”。他只是承受了下来，并且继续走着。
这种叙事，恰恰是对“完美人生”幻觉的温柔拆解。我们太习惯于给生活预设脚本：事业必须攀升，家庭必须美满，人生必须精彩。当现实偏离剧本，挫败感便汹涌而来。《活着》告诉我们，生活本就布满窟窿，重要的不是缝补出一个光滑无瑕的表面，而是在那些窟窿里，依然能看见光，依然能感受到风，依然能栽下一棵柿子树，等它某天开花结果。
它教会我们的，不是如何规避苦难，而是如何与不完美的生活共存，并在其中打捞那些微小却真实的温暖：可能是加班晚归时一碗温在锅里的粥，可能是孩子一个毫无理由的拥抱，也可能是春日里偶然抬头看见的一树花开。这些瞬间无法兑换成任何社会资本，却是生命最原始的养分。
在这个容易迷失的时代，《活着》那份朴素的生存勇气，或许正是我们最该握紧的、不熄灭的火种。
来源：《北海日报》2026年01月17日第07版：品读 副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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